王德明-天津海鸥手表集团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介绍

前20年与后12年“激情创造世界。”

在天津市复康路11号，天津海鸥集团公司那排60年代盖起来的灰白色平房办公楼里，王德明说出这句话时坚定自信而不乏激情。他的言语和精神状态，很难让你想到他已经是年近花甲之人。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刚刚40出头的王德明已是华北钟厂的总经理，那时他是钟表行业中最年轻的总经理。物换星移，世事变迁，如今他已成为钟表行业中年纪最大的带头人。激情依旧，不仅是他的个性使然，也是因为过往的那段峥嵘岁月。1995年1月当他调任为海鸥手表厂总经理时，曾经生产出中国人自行研制的第一块手表的海鸥手表厂已经风雨飘摇。12年转眼即逝，时至今日，海鸥手表不但在市场上彻底扭转了颓势，其机械表机芯产量已经占世界产量的25%、国内产量的45%，而且即将拥有世界三大经典机械表制表技术，重新树立了中国第一块手表诞生地的荣光。可以设想一下，世界上的机械表每4块中就有一块的机芯是由海鸥生产的，这在12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这一生看来都是要和钟表打交道了。”王德明感慨地说。1967年，大专毕业的王德明进入天津钟表厂做钳工。从1970年到1993年，在这20年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工人逐步升到总经理。在大一统的国有体制之下，王德明的生活也不过按部就班；然而体制的沉闷并不能泯灭人的灵性和创造力，王德明自豪地说即使做钳工他也是最优秀的。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来说，这样平平安安、一步一步地上升，已经算得上成功了。但这不温不火的20年，对于王德明的个性来说似乎总是欠缺了一点什么。

1992年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终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环境悄然发生变化。进入90年代，世界钟表行业的趋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日本电子表的兴起对于世界钟表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的钟表行业也随之一落千丈。王德明升任天津钟表厂总经理时，这家老牌国有企业已经生存艰难，经常拖欠工人的工资，他的前任厂长因此被调走。王德明就任总经理之后，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拖欠职工工资的局面得到了解决。“那时候每月15号发工资，我要求14号下午工资必须到财务账上。如果没有到账，我就跟公司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到工厂的大门口跟员工道歉。我是这么跟员工们承诺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因此而给员工们道歉，我说到的都做到了。”王德明回忆说。

当天津钟表厂在行业不景气、市场不断下滑中苦苦挣扎时，同在天津的另一家著名老牌国有企业——天津海鸥手表厂，也陷入了同样的发展僵局。说起海鸥手表，中国40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1955年，华威钟表厂（天津海鸥手表厂的前身）的四个高级技师，用四台最简单的工具仿制出了瑞士“sindacol”5钻粗机手表，改写了中国只能修手表而不能制造手表的历史。其后，第一只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的手表、第一只符合国际标准的女表和第一只出口手表等中国手表工业发展的里程碑，均诞生在这里。在当时，海鸥表不仅仅是质量的保证，也是人们民族感情的寄托，成为中国手表第一品牌，人们排着队买海鸥手表。但是由于计划体制的保护、没有外商参与竞争，使得海鸥无法与世界发展同步。进入90年代，海鸥手表急转直下。

王德明作为一个改革者的角色，终于走到前台。这其中有时势所迫，也有他的个性使然。此时，王德明遇到了他事业中第一个很重要的人，当时天津第一轻工业总局张局长。张局长发现了王德明的才干，他认为，王德明应该、并有能力承担起振兴天津钟手表工业的责任。“他对我说，德明，华北钟厂的舞台对你来说小了一点，你去海鸥手表厂吧。”没多久，王德明就被调到了海鸥手表厂任总经理。

1995年当王德明进入海鸥手表厂，他的命运和中国第一块手表诞生地的命运交织在一起时，他的命运发生了急风暴雨式的改变。与前20年的平平稳稳相比，后面的12年崎岖坎坷，却充满激情。总结起来，王德明在海鸥的12年中做了三件大事：改制、确定以机械自动表为企业发展方向、攻克三大经典制表技术。这三件大事最终让海鸥摆脱困境，并且重新让老品牌焕发光彩。王德明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坚毅、激情、魄力终于在在这一刻、在海鸥手表厂这个舞台上迸发了。

惊心动魄的改制之路

回想起刚刚进入海鸥手表厂的那段时光，王德明用惊心动魄这个词来形容。

1995年，海鸥的生产能力是500万只/年，其中100多万是手上弦的机械表，350多万只电子表。机械上弦表卖不出去，8元钱一只都没有人要；而一块成本11港元的电子表常常4港元就处理掉了。国内38家电子表生产企业大都停产，海鸥集团那时也被划入整顿的行列。王德明就是在这个最糟糕的节骨眼上进入海鸥手表厂的。

“那时候的压力非常大，我总是在想，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第一块手表就是在这里诞生的，这个牌子是相当珍贵的，不能在我手里没有了。”王德明坦承那时心里也没有底，因为眼看着和曾经海鸥手表厂齐名的上海手表厂破产了。而且压力不仅仅是来自整个行业的不景气，也来自于企业内部。

海鸥手表厂曾经凝聚着一代人的希望和热情，也获得了无数的荣誉。但是这个钟表行业最老牌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时，却明显地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的步伐了。机制僵化，战略模糊，管理老化，海鸥在90年代已经完全失去了建国初期蓬勃发展的朝气和活力。从1996年开始，王德明在海鸥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在管理方式上摆脱国有企业旧有的思维，向市场化贴近。

在王德明的主导下，这些在体制和机制领域的改革直接促成了海鸥手表厂的改制。2002年，海鸥集团又把三分厂、研发中心和销售公司等剥离，实现彻底的改制，组建了多元投资主体的天津渤海中鸥表业公司。改制后的中鸥表业公司国有资本占27%、海鸥手表厂员工持股63%。

为了求得发展，海鸥集团在1997年一次性下岗2000多人。由于企业本身不景气，加上改革的力度太大，很多人看不到王德明改革的前途在哪里，说风凉话的、起哄的人到处都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很多员工不叫王德明“王厂长”，而叫他“黄厂长”。在中国北方，这是一种有鄙视意味的称呼，所谓“黄厂长”，就是认为公司快要在他手里“黄”了，跨掉了。

当时，海鸥集团的主管部门和天津市的很多领导也认为海鸥没有希望了。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在一片纷纷扰扰之中，王德明却看到了希望。希望源于他对手表行业的了解，他认为自动机械表是未来的潮流，海鸥只要抓住这个潮流就有机会。

但是在海鸥连续几年平均年亏损2000万元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理会他的“希望”。当时海鸥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资金，企业几乎无法正常开工生产。为保证职工每月能拿到一点象征性的工资，公司的采暖也仅仅以暖气管不被冻裂为标准。

在这个紧要关头，王德明并没有放弃，他的坚持终于说服天津市的一些领导。在领导的帮助下，海鸥手表集团以联合开发房地产的方式，将厂房后的一块空地出让，靠盘活资产得到一笔资金。王世界创业实验室(elab.icxo.com)德明坚持：这笔钱补工资、报药费坚决不给，“全部用于企业的发展”！正是这笔钱，为海鸥注入了新鲜的发展血液，成为海鸥进行产品结构调整的重要资金来源。

自动机械表是未来的趋势

改制是一种制度创新，是从机制上对海鸥手表的发展松了绑，企业有了奔跑的动力；但向哪个方向奔跑，又是一个问题。如果动力有了，但方向却跑错了，难免就会南辕北辙。改制是王德明在海鸥做的第一件大事，第二件大事就是调整产品结构，这个发展方向性的问题比改制更有挑战，也更具有战略意义。

90年代末的全面滑坡，从一定层面上说是我们忽视自身特点，盲目模仿跟近洋产品的恶果。当时我们分析企业走出困境必须扬长避短，电子表尽管需求强劲，但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王德明认为机械自动表将是下一个行业发展的趋势。王德明的判断，源于他多年的行业经验以及对手表文化内涵的理解。他的判断基于两点：一是机械表是有精度的首饰，是有感情的饰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手表作为单一记时工具的概念越来越弱化，尽管电子表由于增加了装饰、时尚功能而受到部分年轻消费者的喜爱，但机械表制造复杂、工艺考究，能够艺术地展现文化的魅力，是身份、品位的象征，而作为礼品它也逐渐在人们的生活中显现其需求。其二，王德明也从瑞士手表业的发展中吸取了经验。90年代瑞士手表业也因为受日本电子表冲击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他们发扬自身的长处，瞄准做品牌和机械手表，调整自己的产业和产品结构，逐渐度过了难关。瑞士手表是“金字塔”的顶端，产量小，价值高，根本无法满足世界机械手表市场的消费需求。适应于现代机械手表消费理念的自动机械表和多功能机械表等中档产品，正在成为手表中的时尚产品。而无论是日本还是瑞士，尚无意也无力去垄断这一块市场，国内几乎还没有手表企业进入这一领域。王德明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市场进入时机，这意味着海鸥要进行产品结构调整了。

然而，王德明的观点却引来了很多非议。当时大部分手表行业的专家都认为电子表才是主流，机械表已经没有希望了。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即使做机械表，也只能模仿瑞士表，而没有创新能力，根本没有优势可言。

海鸥手表的产品结构调整，就是在这样充满怀疑和争论的氛围中开始的。集团转产之时，正是企业待破产之日。王德明坚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他果断地砍出了产品结构调整的第一“刀”：采取嫁接的方式将年生产能力达350万只的电子表生产线全部转给合资伙伴天津ISA集团，另一方面集中精力研制开发新一代自动机械表。同时还发挥企业精密机械加工的优势，为29家大型跨国企业集团加工配套产品，不仅技术含量提高，而且增加了企业的收入。

产品结构调整往往令企业伤筋动骨，绝非唾手可得。对海鸥集团来说，自然也不例外。除了精神上的压力，主要的还是技术的挑战。海鸥集团有着悠久的生产手上弦机械表的历史，虽然自动表也属于机械表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的技术水平差别却很大。无论是模具精度，还是综合工艺技术，其难度都要高出手动机械表好几个档次。例如，手上弦机械表需要在直径30mm、厚3．95mm的空间内摆放100个左右的部件，而一款自动机械手表则需在直径25．4mm、厚3.75mm的空间内摆放近200个零件。谁的精度更高？一目了然。自动表如此高深的技术门槛，即使复制的成本也会让意欲参与者望而却步。但海鸥集团迎难而上，接受了挑战。

经过1997、1998年的调整，海鸥把第一款自动机械表ST16双历手表推向市场，尽管质量上有些问题，但还算是一炮走红。自动机械表的市场证明王德明的判断是正确的，整个集团的士气也为之一振。由于坚持结构调整、产品创新，到1999年，企业一举扭亏。从2004年开始，海鸥自动机械表的出口已经达到75万只，占国内同类产品的42%。

自动机械表的核心是机芯，产品质量的优劣与机芯直接相关。在海鸥手表进行产品结构调整之后，机芯成为海鸥集团发展中的另外一个亮点。为壮大企业规模，海鸥手表集团分别与大连手表厂、烟台手表厂、石家庄手表厂进行资产重组。由此，仅花费600万元，就实现了需4000万元投资才能建成的年产100万只全自动机械表机芯的生产能力，建立起了以天津手表厂为龙头的国内首家钟表制造业联合体，机芯生产规模以每年20％的幅度增长。目前海鸥表机芯的产销量在国内市场占到45%，国际产量的25%。预计到2008年，海鸥的机芯生产能力将达到1000万只的规模，占全国的80%，在国际上占机芯产量的一半。在全世界手表业中，天津已成为继瑞士、日本之后的第三大手表机芯生产基地。

攻克三大经典技术

2006年8月20日，在海鸥集团的高档机芯工作室里，10多名科研员眼睛紧紧盯着一只手表。“响了，响了。”所有在场人员的欣喜万分。那清亮的响声，宣布中国第一只两问打簧表在海鸥集团诞生了。2007年海鸥集团公司推出限量铂金版两问表10只，售价为12万元人民币／只。这样的高价格，在国内绝无仅有。在2006年瑞士巴塞尔钟表珠宝博览会上，海鸥自主研发制造的陀飞轮手表被瑞士同行评价为：与世界手表制造顶尖水平差距缩短了10年以上。

这意味着，在世界三大经典制表技术中，海鸥手表已经攻克了其中的两项。所谓的世界三大经典制表技术，是指问表、陀飞轮表、万年历表这三种极其精密、复杂的制表技术，至今，这三项技术只有国际几家顶级钟表制造厂和国内外为数不多的专家级大师所掌握。对于万年历表，王德明表示海鸥已经进入研发后期，成功指日可待。

在2007年天津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市长戴相龙再次提出要把海鸥手表打造成天津的名片，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么提了。做品牌，已经成为海鸥发展的必经之路。

对于品牌，出身技师的王德明有一种最朴素的理解：“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品质上不去，就没有品牌可言。” 为什么瑞士手表一直是高档表的象征？就是因为瑞士表业有200多年的工艺积累，垄断了许多复杂的技术，演绎了钟表文化的内涵。

王德明虽然早不是技师，却对技术有着职业的敏感和热爱。在企业最困难、资金最缺乏的1996年，他主动把自己和所有管理层工资降到和普通工人一样每月255元，公司里唯一没有降低工资的是处于一线的工程师和熟练技师。目前海鸥的高级设计人员有30多名，王德明说他们都是有技术诀窍的、对企业有深厚的感情积淀的、不会轻易跳槽的。由于高档机械表的工艺特征不允许自动化，手工比例很高，熟练的技术工人和高级研发人才成为海鸥集团不可复制的优势条件。

在投入上，王德明也毫不吝啬。从企业刚刚扭亏不久的2001年开始，就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瞄准国际尖端产品自主研发，不走模仿之路。与海鸥集团不断引进瑞士先进生产线相比，海鸥集团的行政办公楼一直是60年代建的那排外表寒碜、灰白的小平房，王德明在这所小平房中一坐就是12年。

这些在技术上的投入，终于有了回报。2006年，海鸥集团陀飞轮机芯的产量为4000只，这几乎相当于瑞士整个钟表行业陀飞轮手表机芯的总和。这些机芯除了内销之外，大部分出口到欧美、日本。王德明很自豪地告诉记者，由于产量大，海鸥陀飞轮机芯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具有一定的定价权。与同类国外产品相比，海鸥陀飞轮手表的成本要低很多，王德明开玩笑说，迟早有一天海鸥会把陀飞轮手表从贵族的架子上拉下来，让更多的人都买得起。目前，海鸥集团正积极建设高档复杂机械手表生产基地，未来5年内，预计可以达到年产高档复杂机械手表100万只的生产能力。

在解决了企业的生存问题之后，王德明现在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品牌建设：“根据目前市场的主流，我们把海鸥定位在中档，向高档市场进军肯定是今后努力的方向。虽然我们在高档技术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从技术上的内涵讲我们离高档表还是有一段距离。瑞士表7000美金以上的是高档表，我们无论是企业自身还是消费水平，都还有差距。”

尽管目前海鸥集团的发展离王德明的期盼还有距离，但海鸥这一块曾经凝结着中国人民族情感的手表，终于一改颓势，再次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从2002年起海鸥集团开始恢复反岗，1996年海鸥最困难时期下岗的员工，只要愿意回来，都可以再重新回到海鸥集团。当初称王德明为“黄厂长”的员工早已不再这么称呼他，因为他们目睹了这个坚毅、有魄力的改革者如何让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

“人生有多少个12年？”王德明说这句话时显得感慨万千。这12年里，发生了太多的改变，在将近花甲之年，他终于看到自己的努力有了回报。那些艰难的时刻，如今都成为他力挽狂澜的见证。

“我觉得我自己还能干10年，”王德明说，“到那个时候，国际手表产业应有海鸥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