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文摘杂志品牌社长胡守文访谈

记者：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守文先生，胡先生曾经担任《青年文摘》的杂志主编，现在是《青年文摘》的编委会的主任，我们请胡先生自我介绍一下。

胡守文：我今年52岁，是学哲学和艺术史，搞编辑工作已经有二十余年时间，另外有七年新闻记者的经历，二十年都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渡过。除了担任出版社社长以外，还有社
会职业，在中国出版界担任中国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国际合作出版促进会副主席、还有在两个学院做兼职教授，也是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的获得者。

记者：中国青年出版社有五十多年的历史，请您介绍一下？

胡守文：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历史可为分为两个部分，前名是开明书店，开明书店成立于1927年，有一大批中国文化界的名人，比如夏沔尊、乾君萄、张志公、叶圣陶等一批语言专家都是元老，1950年成立了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出版社是团中央主办的，开明储备了一大批人才和中国文化界的一些精英，他们有比较强的知识背景，有比较强的经验，政治素质好，所以这两部分人加在一起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50年代胡耀邦同志担任我们出版社第一届社长，以后还有团的书记兼任出版社的社长，所以这几十年来青年出版社人才辈出。我们每年出书四百多种，再版四百多种，现在是出书八百多种的规模，另外有五个杂志，一个是《青年文摘》，一个是《青年文摘·人物版》，还有一个《虹》，还有一个《青年心理》，还有一本是《青年文学》，发行量最大是《青年文摘》，发行量达二百五十万。

记者：出版社一般是以出书为主，为什么还办杂志了呢，是处于经济效益考虑的么？这种出版社也办杂志的情况很普遍么，这样有何好处？

胡守文：出版社只出书的概念是不准确的，从西方到出版社到中国最早的出版社来看，最早都是办杂志开始，然后发展到出版社，就包括书和杂志。象日本最大的一家出版社，就是开始从办杂志起步，最后发展全日本最大的出版社，日本小学馆也是一样，排在第二的出版社，象他们的出版社，每个出版社都有五十到六十多种杂志，一年有一千六百多种图书，所以书刊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出版社应有的，而不是说出版社只是出书，刊物是另外的事情，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会有这样错误的概念，我们的传统意义上的出版社是计划经济下批准成立的出版社，计划经济下批准的出版社出刊，是计划之外的事。在现有的出版社，出版社光出书占比较多数，是历史造成的，不代表出版社自己的一个规定性，不是这样的。

现在出版社既出书又出刊，不光是经济方面的一个考虑，从经济上来讲过去是这样。从教育青年的角度来考虑，因为书和刊有一点不同，首先是即时性。另外，书是一本书一个主题，刊是一本刊一个主题，栏目是长期不变的。从教育青年角度考虑出发做了这种杂志。特别是九十年代后期到跨世纪来看，无论是书还是刊，都是内容产业。在履行社会职责的同时，已经发展到讲究它的规模、讲究它的效益的阶段。实际上在我们业界经常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割裂开看这个问题，实际上经济也是政治，经济效益同时也是社会效益，应该这么看。因为你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来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业内仍然把这两个问题割裂开，是要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是单纯经济效益还是兼顾社会效益，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今天我们办一个杂志，要考虑既要在社会上立住脚，又要有经济支撑的作用，本身要有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这样的杂志才能存活下去。

记者：看来出版社办刊的现象会越来越变得普遍。

胡守文：我的看法是越来越普遍，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社刊工程，把刊物提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来认识。行业有一个词叫“书刊”，这是一个词组，翻过来，我们现在提倡新的讲法叫刊书，把刊物放在书前面。为什么呢？有一个道理，我们的刊物所创造的利润要远远大于图书所创造的利润，一般《青年文摘》可以创造几千万的利润，出一百本图书不见得有几百万利润，所以差距是十倍、成百倍。这样的状态不是我们的工作存在问题，而是说现在的刊物和图书比较起来，从国际上也是这样。出版界把刊物叫做黄金工程，你办一种刊物，办好了，就象采金一样，象办银行印彩票一样。你办杂志，只要上了路，读者是稳定的。你每个月有一百万的印数和进项，作为出版商来讲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一本书不是这样，你一百书里面有十本书赚钱，有九十本书赔钱，这样赚的钱都被九十本书给吃掉了。所以作为经济界来讲，办杂志越来越重要，这是我们最近几年讲社刊工程的最重要的根据。

记者：你们出版社有一本新的杂志叫《虹》，现在社会上名气越来越大，请你介绍一下《虹》是怎样创刊的，当时为什么想到做这样的杂志呢？

胡守文：《虹》的前身叫《追求》，《追求》杂志创刊于1985年，在98年一直是就象《青年文摘》印装水准的杂志，定价三、四块钱，从98年我们开始从刊物的构成来考虑，觉得将来中国期刊界的发展可能会形成这样一个构成，一个就是低端的刊物，就是三四块钱，还有一种是中端的刊物，还有就是高端的刊物，高定价卖给白领来看，当时我们觉得发展下去一定是这样的趋势。而我们的刊物全都是低端的刊物，这样发展下去会有它的风险，一旦有新的市场需求，你的杂志没有对应，就不行。所以98年下决心，把《追求》低端的杂志一步到位改成高端的杂志《虹》，从三四块钱定价一下提到十八块钱，像大家看的《时尚》这类的女性杂志。这种杂志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一个和国际合作的办法，就是和法国《费加罗夫人》杂志的版权合作。这个版权合作，我们是通过买版权的方式把内容买过来，加上本土化的改造，形成我们的内容。后来《追求》变为《虹》，是去年下半年开始，感觉做时尚类杂志“追求”硬了一点，后来想了一个词叫《虹》，没有任何指向性，就是一个标识，一个LOG，所以这个“虹”并不代表明确的内容，就是女性时尚杂志的刊名。我知道广大读者比较关心《虹》杂志和法国《费加罗夫人》杂志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我们是经过新闻出版署批准，当时新闻出版署领导接见了我们和法国《费加罗夫人》杂志的国际部主任，就追求杂志和“费加罗”的合作提出了几条原则性的意见，一是版权合作，第二条意见，我们中国发行中文版的杂志，“费加罗”的内容不得超过30%，或者控制在30%以内，这也是法国方面的意见，就是绝对不能超过30%，超过了就不是中国的追求，一定要把它本土化，在这方面，法方和中方的意见高度一致。这条建议，还是法方主动提出来了，成为新闻出版署规范我们这类刊物和国内刊物合作过程当中一个规范性的内容，用文字固定下来，要求所有的版权合作不能超过30%。第三条要求在合作的过程中建立经验，一年以后总结经验，所以追求和法方的合作，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具体运作就是我们组织编辑部，必须要有年轻的、时尚的编辑做这件事情，所以整个编辑部是年轻化。高端的杂志，无一例外主要靠广告支撑，制作成本、运作成本很贵，超过了一本杂志定价的50%以上，甚至达到60%、70%，批发价格只能按60%批发，所以发行一本杂志要亏一本，印得越多亏得越多，怎样补充呢？就是靠广告收益冲掉亏损的部分。追求的杂志，我们把广告经营委托一家广告公司，由他解决国际广告内容的组织。现在杂志的引领模式主要是靠广告的收入。

记者：发行量大吗？

胡守文：现在是半月刊。上半月刊是6万，下半月刊是4万。

记者：《虹》的定位是怎样的？《虹》慢慢开始进攻年轻人主流杂志市场，这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小众市场。您个人对现在读者群小众化有什么感想呢？

胡守文：根据出版发展、文化发展需要，这是市场必然区分的趋势。这个杂志办给所有人看，所有人不一定全看。所以杂志指向要非常明确，我们定位就是办给25-35岁之间的女性，叫贵妇也罢、白领也罢。另外就是下半月刊年龄段下移到20-25岁之间，不同的读者层面消费内容也不同，甚至影响到广告的内容也不同，因为消费群体不一样。同样是广告产品，同样是美容印刷，20岁和35岁的人也不一样。消费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杂志的内容。

记者：《青年文摘》是很受大众欢迎的文摘类杂志，一提到《青年文摘》，我们又不能不提到《读者》，在这两者之间，《青年文摘》有什么样的优势，怎样跟《读者》形成差异性的竞争？

胡守文：从发行量来讲，和《读者》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在这种前提下讲我们的优势很难，硬要讲《青年文摘》的优势只有一条，我们地处京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天时地利，《读者》处在西北边疆地区，从地域上、文化来讲，它不算文化的中心，这方面我们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想《青年文摘》的优势在京城而已，其他的优势都不太存在。你刚才讲到我们怎样在这种状态下寻求一种差异性的发展。这个提法非常的有意思。不光存在着差异，更重要的是我们存在着差距。所以我们认为《青年文摘》能不能发展，关键在于第一你有没有竞争对手，有没有锁定你的竞争对手是谁，在过去我们不敢把《读者》确定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因为我们的差距太大。《青年文摘》改革以后发行量很大，追赶《读者》的步伐加快。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竞争对手锁定为《读者》。第二，锁定《读者》以后是不是很盲目的追赶？从二年前改刊开始，就找到我们和《读者》存在的几条差距，改刊过程当中解决了七个问题，发行量翻了一番，我们现在又确定下一步加快速度追赶《读者》的方案，我们又找到七条差距，最近我们解决了一条，从七月份的红版开始，你可以看到包装，从上半月的红版到下半月的绿版，有很大的改变。会引起消费者的骚动，大家会眼睛一亮，《青年文摘》变得这么漂亮，这马上会反映到你的发行量上。如果把剩下六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会缩短与《读者》的差距。

记者：《青年文摘》自从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之后，与以前相比，它现在的月发行量如何呢？

胡守文：2002年改为半月刊，改为半月刊以后发行量是二百五十万，并且在持续的增长，我们感觉增长还是很缓慢的，我希望能在几天或者几个月里增加几十万、几百万的增长。我们这么大的市场，成千上万的青少年，《青年文摘》的读者对象是16-22岁，这个基础很大，现在发展到250万，这个数字对我们来说太可怜了。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一本杂志大概是有八到十个人在传阅，实际看到这个杂志是乘以8或10的概念。

记者：刚才提到红版和绿版，当时为什么想到用两种不同的封面呢？

胡守文：改为半月刊以后，我的想法就是成了24期了。从一月份第一期开始排到24期，就出了一个问题，第19期是哪个月的，要求你一下回答，你回答了吗？除以2加半个月，起码要在思想上有一个很简短的乘除加减，不能反映出19期是哪个月的，这样就不太方便读者。如果19期是10月份的上半期或者9月份的下半期，从颜色来讲，上半期是红版，下半期是绿版，这是设计当中颜色的一个符号，这个颜色符号，通过长期的影响读者，就知道上半期是红版，下半期是绿版。9的红版肯定就是九月上半期，所以红版和绿版非常方便读者，是有创意的想法。在改刊当中，我们作为一个经验来讲，当时在期刊界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我们一个刊号办两个杂志，所以《青年文摘》没有被评为国家核心期刊，就是受这个影响。从科学来讲，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记者：上半月和下半月针对的读者群也有区别么？

胡守文：没有区别，栏目都是一样的，队伍都是一个队伍。

记者：《青年文摘》与《读者》都是以发行量巨大著称。发行是《青年文摘》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市场化的今天，《青年文摘》是否考虑加大广告作为收入的另一来源。

胡守文：《青年文摘》目前的构成上，发行量的收入和广告的收入是四比一。所以在它的利润构成当中，发行量本身占了相当一部分，这个局面正在逐步的改变。我们现在每年广告是200万到300万数额的增长，希望在二三年之内，广告的收入能够和发行量的收入改变为二比一，大概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当然这个也有很大的困难，因为低端杂志，你的纸张和印制有所局限，广告不可能是一流的广告，很精美的广告，所以和高端的广告有相当的区别，包括价位、消费对象有很大的区别。让《青年文摘》的广告收入达到象《时尚》、《追求》、《虹》的广告量非常的难。

记者：加大广告量以后，会不会影响《青年文摘》读者心目中的固有品牌形象？

胡守文：大家不要孤立看待这个问题，因为经济发展了以后，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了，经济需求也多元化了。在生活当中可能越来越依靠广告的导引，这是过去在农民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的问题。我们在20年过程当中，《青年文摘》发展的20年过程当中，前期只要登广告，会有大量的读者写信来抗议，现在抗议的声音越来越弱，他已经接受了，再过一段时期就是不满足了，信息量不够，档次也不够，我要的广告你没有，要求你加大广告，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我想，随着经济发展，随着消费习惯的改变，它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刊物不管是低端还是高端，你必须要跟着这个规律做，跟着潮流做，加大自己的广告。

记者：你刚才说《青年文摘》的读者群是16-22岁，等于它的读者群有新陈代谢的过程，你如何吸引新的青年呢？

胡守文：关键一条是与时俱进，如果一个杂志20年一贯制，一幅面孔，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在国际上做杂志有一个规律，就是兴旺期和衰亡期，20年一个周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杂志从创办到兴盛发展到衰亡有20年的时间，作为我们来讲要警惕这个东西。在刊物还没有走向衰落的时候，就要更新内容和表现方式，要跟着时代前进。因为我们把年龄段放在16岁到22岁，人可以换，年龄段不可以换。16-22岁的思维习惯、行为习惯都有别于过去，也会有别于未来的年龄段年轻人，所以，刊物编辑一定要迅速的捕捉这种变化。我们把今天的《青年文摘》和20年前创刊的《青年文摘》拿出来，甚至和1999年的《青年文摘》拿出来，你会感觉到整个都不一样。以前我们提出了“荟萃知识精华”的口号，是一个知识型刊物。为什么呢？刚进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都不系统，零零碎碎的知识确实很多，需要看杂志补充自己的知识。正规教育以后，知识全在学校学习了，所以再提荟萃知识精华就不可以了。我们改变提法，叫思想，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没有这种变化杂志就会逐渐脱离社会的需求。

记者：《青年文摘》选文章的标准是什么？

胡守文：以年龄段的需求来规定它是讲人生的、情感的两大主题。在进一步讲具体化，我们关注青年人的成才、成长、成功三大课题。所以在《青年文摘》的内容上分成六大板块的结构，六大板块再细分栏目，根据栏目的规定选文章。当然选文章当中要求空灵、唯美、有哲理、好读、轻松等等要求，大概就是我们总的一个选稿的想法。

记者：还有一个《青年文摘·人物版》版，当时怎样想做这个杂志的？

胡守文：首先《青年文摘》有一个人物版面比较受读者欢迎，每次搞民意调查的时候，人物栏目投票率比较高。第二，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从图书选择来看，关于人的书卖得很好，前几年赵忠祥、崔永元这样的人的书很受关注，动不动就有百万的销售。另外，年轻人还有追星的心态，另外还有老百姓的小人物也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当时想把这个栏目拎出来，不是时尚的杂志，是人物的杂志，所以涵概最广大的人群作一些报道。现在发行量已经过了十万。前一段，团中央书记有一个表扬，说祝贺团中央又诞生了一份主流的刊物。

网友：《青年文摘》有庞大的读者群体，有没有想过把《青年文摘》庞大的读者资源利用起来，在互联网上为这些读者群体提供一个平台？

胡守文：《青年文摘》现在没有网络版，原来和加拿大龙元国际网有一个合作的意向，把《青年文摘》搬到网络一部分，不完全是《青年文摘》的内容，应该从其他方面更加丰富一些的内容，网络规定要网民比较喜欢的内容，借《青年文摘》的牌子，而不是照搬《青年文摘》的内容。现在合作意向放慢了，我们也考虑到下一步应该要要如何发展的问题，《青年文摘》怎样做大，怎样具体规划。另外它作为母刊，要不要有一个子刊，另外它作为平面媒体，要不要有网络媒体上发展等等。

记者：你认为做出版和杂志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胡守文：用一句话来概括，编书是变中有不变，编刊是不变中有变。编书就是每一个选题是一个创新，不可能重复，我一年做450种图书，一定是450个题目。编书的时候，你感觉到太阳每天是新的，每天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和在工厂里机器上循环的机械的劳动是不一样的，所以编书的人往往容易亢奋。但是虽然每个选题都在变，变的当中又有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市场的要求，在一定阶段是不变的。另外出版本身的规律有很多不变的，比如你和作者打交道，从组稿、审稿、改稿到一整套发行，程序性的东西是不变的。刊物有不变当中有变化。《青年文摘》就是《青年文摘》，刊物不变。比如六大板块已经三年了，也许还会延续三年、六年，这个是不变的。每天起来就想这件事情，六大板块是怎样的。当然，不变当中有变化。想的是怎样在这个版块里如何作的更精彩，跳舞跳得更美。

网友：中国进入WTO以后，给大陆出版业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中青社有什么准备？

胡守文：挑战就是西方文化的进入。文化进入的依托是资本进入，这就是挑战，关于西方文化的进入，不要一说西方文化就害怕，西方文化有相当多精华的东西，这么多年缺少介绍。西方文化不光有马列主义，在知识性上、科学性上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前些年，我感觉到90年代以前，我们引进了一些西方的译著，都在翻西方的箱底。我们最近跟西方打交道比较多，发现内容的资讯太发达了，光是梵高、毕加索的研究，一年可以研究二十多种，而且每种书都有新的发现。西方文化进入并不可怕，现在不是太多了，而是我们引进的不够，尤其是健康的东西，对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远远不够。

第二，这种文化的进入，还要借助它的经济来进入。西方国家的出版商，在他脑袋当中当然不分什么有意还是无意，只想着赚钱。进来以后对我们有很大的冲击，最大的冲击是在这，我们的出版社是小规模的，二三百万的利润，而西方的出版社一年是上亿美金，这使我们和他比起来是九牛一毛。在经济上无法抗衡的。在加入WTO之后，不是说把整个出版放开了，是有条件的，现在只是把分销市场放开了，出版不是顺便可以搬过来的，还是要审批，作为中国在计划经济下成长的出版业是阶段性的保护，这种保护对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可以争取时间，想办法把我们的出版业做强做大，现在中国出版业有一个口号叫做大做强，我有一个异议，顺序上要有一个颠倒，要做强做大。做大了不一定就强，你把几个出版社加在一起，跟一个出版社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要追求量变当中的质变。就象中间商一样，不可能把十几个出版社变为一个出版社，但是我有能力做到十几个编辑部变为一个出版社。我们通过变强的基础上做到变大的目的。下一步我们会考虑中青社自身的裂变和发展，比如根据市场细分的趋势，进一步细分我们的出版行为，进一步调整出版社的定位，进一步调整我们书刊、社刊工程，进一步利用我们的品牌，怎样把《青年文摘》做大，怎样把它立体开发，怎样围绕上述的目的构建我们的队伍，采取怎样的措施把年轻的编辑尽快放到关键的岗位上挑起重担，这是我们下一步要考虑的一些方向和原则。

网友：这两年你认为国内出版业市场运作比较成功的典型案例有哪些？

胡守文：提到这个问题，我会想到另外相关的提法。在我们业内有一个跨越式发展，追求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对整个出版行业来讲未必有针对性。因为中国目前的出版社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为生存、生计而奋斗的，或者苦苦奋斗的一类出版社；中间一个部分是可持续发展的出版社；还有一类是少数的、极少数、个别的跨越式发展的出版社，这在五百家出版社当中占很少的比例，就是几家。我们现在还不是跨越式的典型，中国出版业有跨越式的典型，比如外研社，从1991、1992年开始，当时很小的规模，做到今年，一年发七到八个亿的图书，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资本的积累和进到一个比较强大的出版社当中去，成为中国出版界在比较短时间内迅速崛起的典型。当然还有几家做得比较好，我觉得外延社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值得研究。外延社发展，最主要的一个经验之一，就是和国际的合作。它利用了大量的国际的资讯和知识的资源，为我所用。所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他有一系列比较抢眼的作品出来，同时它的行销上也有很多的办法，学习了一些营销的管理模式，把学习、出版、教材、教材辅导、双语的学习都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这种经验是值得其他的出版社关注和借鉴的。

网友：好久没有看到你发表的文章了？是不是有其他大的举措，最近几年，中青社出了哪些有影响的图书呢？

胡守文：我写过大文章，我曾经写过关于出版工程一万多字的文章。我最近写得比较少，是在整理出版个人论文的稿子，准备出个人的集子，名字叫《读出版》。我把出版一项事业当做一本书来读，在读的过程当中有自己的心得和体会，现在整理这些东西，希望今年能出来，所以写作的东西就放了一下。

中青社有比较好的历史，象《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李自成》，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我们今天再重现辉煌时代比较困难，毕竟时代不一样了，阅读的多元化和品种的极大丰富性，决定了再现当年的辉煌有相当大的困难。最近出的《藏地牛皮书》，很多人都知道，去年自然销售销了十万多册，振动了整个出版界，从图书表现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多新意。这几年出版当中，没有太多注重它的品种，而是注重了出版的质量和创新，在这方面带动了出版界的出版行为。从93年开始套书战略的提出，有几套书在市场反响很好。而且出版行为影响了一部分兄弟出版社，比如说图文书的出版，是不是文字配一个图片就是图文书呢？不是简单的这样理解。希望有些网友如果对我们出版行为感兴趣的话，不仅是关注出了哪一本好书，我一告诉你，一本书好，不就是畅销书，畅销书不代表出版家的全貌，你应该看畅销书是怎样做的，里面有很多的玄机。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发行渠道的问题，许多人都想了解一下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发行一般是选择什么样的渠道呢？它会不会逐渐向非主流的发行渠道，也就是通常说的二渠道靠拢呢？

胡守文：从1983、84年开始，中国出版界自办发行就是中青社牵头做起来的。这种自办发行是对新华书店一家发行旧的体制很大的冲击，在以后还有自办发行二渠道的产生。在十年以前，中青社的图书发行90%全部都是新华书店以外的销售，新华书店全年销售的量只占到10%的品种。不光是中青社，整个出版社将来发行，都会是多元化、多渠道。今后恐怕也是多元化、多渠道，是伴随着发行的改革而变化的，不可能是单独的。

记者：您还在一些院校做出版专业兼职教授，您觉得现在的专业教育与实际操作是否结合的比较好，您能否给一些准备投身出版、媒体工作的学生一些建议？

胡守文：作为学生来讲，你不光在课堂上学还是在实际上学，接触的主要是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你怎样看稿，你怎样校对，编辑程序有哪些，编辑当中需要注意哪几个环节，包括发行是怎样的状况，印制是怎样的算帐法，成本怎样控制，定价怎么定等等，我把它叫为技术性的东西。技术性的知识和常识，你在课堂上能学习。你不坐在课堂上在实际工作也能学到。我在实际工作当中感觉到，在校的学生，你如果学的是出版专业，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核心就是你将来出来是当出版商还是当出版家，出版商比较容易，出版家不太容易。一个国家的出版界，可以说能出不少的出版商，但出出版家是很难的。从教育和受教育两个不同程度来看，最主要是解决境界的问题，眼光、境界、格局。所谓眼光，就是说一旦进入到编辑领域后，我怎么样具备别人所不具备的决断能力，比如别人策划不了选题我策划得了，别人认识不到这个选题的重要性，我慧眼识珠，能够认识到，这是靠综合性的基础上出来的。所谓格局，就是你心里面胸怀有多大，能不能从具体的编辑工作中跳出来，站在更高程度看它在整个经济文化生活当中的作用，或者你这个编辑，在你这个出版社，在这个行业当中，你应该所起的作用是什么，这就是格局的问题。甚至你搞出版是为了赚钱，你还是为了赚名，是为了想身后留一批书还是赚一笔钱就完了，这里面涉及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无论是教，无论是学，这两方面很容易忽略，不容易解决。只要你有自觉的思想，自觉认识，这几个问题解决了，应该抓住在校的机会，很好的扩展知识，提高思想境界，在这方面多做一些素质上的储备。

网友：中青社在宣传途径上有哪些？在浙江有一个教育出版社，在央视黄金时段做过广告，你对这个方面有什么看法？

胡守文：这个不奇怪。出版，按照李长春同志讲叫出版产业。既然是个产业，既然图书是一种商品的话，你一定要有销售。既然有销售的话，一定要接受现代营销的观念和手法。现在中国出版界，现代营销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运用不成熟，相当多数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的状况下，凭着自己的经验搞发行。所以相当一部分出版社特别注意引进这方面的人才，同时在营销商注重理念管理这些事情。中青社宣传的渠道，就是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包括电视、广播，也包括网络、报纸，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图书和杂志自我宣传，大概渠道就是这几个方面。无论有多少渠道，总是离不开媒体的依托，包括到现在每天早上，北京电台在播我们书的内容，中央电台也经常会播我们的连载小说，在网络上也做过图书的宣传，这方面我们宣传的手段越来越多。浙江教育出版社在央视做过书的广告，可能是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他们在央视做这个节目，应该说做得非常的成功，因此这一套书名声大噪，销售得极好，我是赞同他们这种销售方法，但不是无条件的赞同，你在央视做有一个费用问题，做任何销售都有销售费用，一定要计算销售投入和产出以及收入是不是配比，我们不能让大炮打蚊子，作为一个经营者来讲，一定是花最少的钱达到最大的效益，如果花最多的钱达到最小的效益，你也做不下去，这就需要经营者的眼光，我这套书值不值在央视的黄金时间去作，如果值得做就要拍板，你花一百万、五百万都要花，因为带来的效益是成本往上翻。如果根据你的经验和市场调研，如果这种花消不适当就不要做，所以不是笼统说要不要做，而是根据具体市场情况来分析。

记者：时间过得很快，“希望你的事业就象你面前的鲜花一样”。谢谢胡先生来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谢谢网友的参与。

胡守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