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杂志品牌总编陈菊红访谈
记者：大家好。《南风窗》作为国内最早的政经杂志，一直被人们寄予厚望，今天《南风窗》的总编辑陈菊红女士来接受我们的采访，或许能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陈总编你好。
陈菊红：你好，大家好。
记者：那么请陈总编简单地介绍一下你所在的杂志和你个人本身。
陈菊红：《南风窗》是一个有着20年历史的，发展到现在是一份有分量，有责任，有影响力的新闻杂志，我在来《南风窗》之前是在南方周末做新闻编辑和相关的工作，然后还有到了《21世纪经济报道》任职。
《南风窗》为什么换了口号？
记者：《南风窗》最早提出“政经杂志”的概念，你怎么理解“政经杂志”？有的财经杂志也有一些政经的内容，你怎么看待政经杂志和财经杂志的区别？
陈菊红：当时《南风窗》提出政经杂志这个概念的时候是90年代末，上个世纪90年代末，正好也是政府转型的过程中，很多改革进入深水期的一个过程，政治时政的问题跟经济层面的问题以及他们改革中遇到的困难，改革的方向都极大地受到整个社会乃至读者的关注，把这个作为内容上的重头产品，聚焦政经，以此来作为他发展的那个阶段的方向，在当时来说是吸引了极大的关注度，《南风窗》也因此创立了在这一时段的知名度。有财经杂志，我觉得现在有些财经杂志做政经内容是因为在中国这些，财经杂志本身它关注一些经济层面的，商业逻辑更强的一些内容，政经是绕不过的一个方面，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涉及政经，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记者：当《南风窗》的“政经”概念被广泛接受、其他新闻周刊也开始强调“政经”色彩的时候，《南风窗》却于2003年提出“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请问，为什么会作这样的调整？
陈菊红：就这个问题最适合回答的是我们的前总编秦朔先生跟我们的社长陈中先生，他们在2003年做了这样一个调整，我是2005年5月份到这份杂志的，以我的理解在2003年做这样一个口号上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后，《南风窗》它对读者的判断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的读者价值和整个社会多元化的存在，政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非常唯一的重头产品，可能在文化、国际方面都可以展现自己的影响力，做了这样一个更加多元的尝试。如果从政经来讲它强调是内容，从后来的口号它强调的是一种效果，传播的效果。
记者：调整后的《南风窗》还突不突出政经？
陈菊红：政经是它主要的内容。
记者：那口号变了以后《南风窗》报道的题材和风格有没有什么变化？
陈菊红：内容上有涉及到了更大的其他部分，比如说社会的部分，国际的报道部分以及文化的部分，但是从我们的价值判断来说是一脉相承的。
记者：后来国内又有几本杂志自称是政经杂志，那么陈总编，你认为国内上真正称得上政经杂志的是哪几本，《南风窗》和它们有什么区别？
陈菊红：我觉得关于真正的政经杂志，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什么叫做真正的政经杂志，我认为大家都在路上，那么在选择以政经作为主要内容，是他们对读者，对市场，对他们所要影响一部分人的基本判断来做出的决定，可能有些杂志在这个内容上面靠的近一点，有一些杂志可能还有一段路，但是大家都在这条路上走，而且他们不是说到了这个政经，到了一个点以后，我们以后就是政经杂志了，它可能还有其他的发展，所以我不认为它是一个量化的，标准化的一个判断。
“我们不是做中国的《时代》”
记者：很多人都期待中国出现一本像美国《时代》周刊这样一个杂志，你觉得现在条件成熟了吗？你觉得对于政经杂志来讲，最好的生态环境是什么样的？
陈菊红：这个在全球化的媒体影响下，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像《时代》这样的杂志，因为它的亚洲版也是风行了很多年，我觉得像做《时代》这样的杂志，就不是说像一个鸡蛋，它的蛋壳在温度或者是亮度各种情况下达到了一个，就是到了一个成熟度然后就破壳，鸡就出来了，不是，我们所有做媒体都不会等到说这个最成熟了，最理想的状态下，现在做一本杂志，不是这样的，那么所有的人在此前做的努力，可能就是推动了这个环境走向它的理想状态。
记者：换一个角度说，是不是你们和其他的一些政经杂志在共同培育一个市场？
陈菊红：可以这样说。
记者：你来了以后，会不会把《时代》作为一个目标，你觉得目前《南风窗》和《时代》的差距或者是差别在哪里？
陈菊红：如果从影响力和发行量上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目标，从它在整个国际上的影响力以至到它有欧洲版、北美版、亚洲版，在各个区域内和它美国本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从影响力上来说，我们要做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当然这点是非常让人钦羡的。另外从发行量上来说，当然也是这样的，而且他们在发行手段上有一些可能是在国内都没办法做到，比如说他进行了发行的折扣，订阅的折扣，就是在扩大了发行量和影响力来说，我们愿意把它作为一个目标来做，但是我认为《南风窗》在这方面，就算是离目标非常近了，我们也仍然是《南风窗》，不是《时代》，因为它是根植于中国本土的一份新闻杂志，而且我们要做中国的《南风窗》，我们不是做中国的《时代》。
记者：那么你对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基本判断是什么？你觉得目前社会关注的话语主题有哪些？
陈菊红：我们还是说回《时代》，就是你看它这几期的东西，比如说你在夏天，在飞机上你拿到一本欧洲的时代，你会发现它关注的是上哪里去度过这个夏天，但是任何时候你翻开它亚洲的版本，你会发现它里面报道的内容也好，它关注的话题也好，都是一些激烈的变化着的，也有很大是政经内容的东西，所以我们中国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变化非常快的时代，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所有做传媒的人都是一种幸运，就是它有很多可以值得记录的事实和历史在里面。
记者：换句话说，是不是说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对于我们的媒体，尤其是对我们做政经杂志的来讲，也意味着另外一种机会？
陈菊红：我觉得做政经杂志，不管你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我刚才的说这种情况是说你可报道的，可记录的新闻对你来说可能是个富矿，那么从做杂志来说，不管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底下，你可能都，尤其是做时政类的或者是政经类的杂志来说，它都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而不是一个短期的机会，就这一段时间，就看你以什么样的方式更好地来记录。
记者：刚才还有一个问题陈总编还没有回答，就是目前社会关注的话语主题。
陈菊红：我觉得就像《南风窗》做了一些口号上的变化以外，它的综合的价值判断已经非常多元了，那么说回真正整个社会关注的，可能各个层次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这里提到的更是主流人群关注的话题，它关系到中国的持续发展的问题，社会现在的利益集团的博弈和较量的问题，关注到民生的，包括你医疗的问题，具体到今年以来媒体一直放大收回来说房价的问题，这是都是从微观，从宏观，中国改革的方向问题，其实是很多的。
记者：影响力的一个基础是发行量，《南风窗》曾经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刊，现在还是不是？
陈菊红：从去年6个媒体调查机构做的一个调查来看，我们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在发行量上。
记者：《南风窗》的发行量高于《财经》，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陈菊红：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杂志，因为历史不同，受众不同，《南风窗》在20年的市场培育里头，它的一个广泛特点就是发行面非常广，然后它能深入到二三级城市，但是财经有非常好的发展态势。
记者：《南风窗》的发行区域能不能说一说，你们主要是影响哪些区域？
陈菊红：它是在整个大陆发行是非常广泛的，我们发行的相当具有优势的比如说是在北方，然后华东地区，整个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然后可能有些人也意想不到，我们在新疆也发的非常好。
记者：发行最多的区域是哪一块儿？
陈菊红：还是在广东。
记者：在广东，为什么会这样？
陈菊红：它是一个根植于南方的媒体，得风气之先，它长期培养了这样一个读者群。
记者：因为一个政经杂志应该是一个有高度的杂志，它的辐射范围应该是比较广的，那么你来了以后，有没有想过试图改变这样一种发行分布的格局？
陈菊红：我觉得它的发行就目前来看还是良性的，但是我们会进一步加强在北京和上海的发行。
哪些人会关注政经杂志？
记者：你觉得在当代社会，哪些人会关心政经的内容？
陈菊红：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其实因为政经现在已经以一种非常侵入人的生活的姿态来出现，而不是只是说政策跟我没关系，或者这一个发展方向跟我没关系，通过这些年，我认为是一些媒体的努力，它使得这些话语，或者是正在讨论的话题已经非常深入，非常贴近地到了读者，或者到它受众的这种接触层次里头，所以我认为所有关注中国的发展、关注他自己生活质量的人都会关注政经类的杂志。
记者：那么《南风窗》目前的读者结构是什么样的？
陈菊红：我们主要还是以知识分子阶层，政界还有企业界三大块构成我们的主要结构，而我们在大学生里头也比较受欢迎。
记者：那么你怎么看待中国的中产阶级？怎么看待主流人群？
陈菊红：首先应该说是中国的中产阶层，这个一直在媒体上没有定论，就是关于什么样是中国的中产阶层，如果你是两个划分，要么你是职业上来划分的，要么你是收入上来划分的，大家都觉得没办法在这两个交集里头去取一个量化的，非常合适的比例或者是数字出来，关于主流人群，以我的理解我认为他是一些掌握着资源的人，那么他是影响着这个国家或者这个社会发展方向的人，他属于主流人群，可能你觉得他只是一个教师，但他可能通过他间接的影响，影响着下一代，那他也是属于非常主流的人群。
记者：你的前任总编秦朔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传媒人，你怎么评价他？
陈菊红：我的评价跟你一样，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传媒人，而且我很尊敬他。
记者：你来了以后会不会对他原来的思路做一些调整？
陈菊红：一个杂志的思路做怎样的调整，关键看它现在的受众和它将来的发展方向，我们怎么定位，包括秦总编他在97年到2001年，到2003年在每个不同的阶段都有过调整，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杂志它到了调整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个调整。
记者：那么你觉得现在是不是调整的时期？
陈菊红：我们传承《南风窗》的一部分最精华的理念和它的宗旨，另外我们还可以做的，对新闻的判断和对新闻的强化上面可以再做些努力。
到《南风窗》后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记者：你原来在《南方周末》工作，《南方周末》虽然也有政经内容，但毕竟和《南风窗》有很大区别，而你本人是长于做人文关怀的，那么，你来《南风窗》的优势是什么？在哪些方面会遇到较大的挑战？
陈菊红：是这样的，在《南方周末》如果是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是做新闻的经验，但是我认为我并不能以此就认为它是我的优势，我认为其实更大的程度上是我遇到了更多的挑战，所以这个挑战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在一个有着20年历史的新闻杂志的业务方面，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团队有一个更好的合力来展示它最强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还有一种管理层面，怎么让每一个编辑和记者把他的能动性发挥出来，把他的创造力发挥出来，因为我觉得杂志或者是报纸都是这样，尤其是周报或者是周刊，事实上这种零件工厂的操作概念会不强，他个人的创造力非常强调，但是你在一方面，他的个人创造力，有的记者，一个记者跟另外一个记者的写作风格就是不一样，关注的角度就是不一样，那你做出来的报道各有所长，怎么让这些人能很好地在这个团队里头积极地，快乐地把他们的创造力发挥出来，那么事实上它也展示了杂志的合力，我觉得这是很多做总编或者是做媒体管理的人面临的同样的问题，有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记者：总编也有总编的角度。在南方周末的时候有南方周末的角度，在《南风窗》有《南风窗》的角度。你在南方周末的时候可能是经常从人文关怀的这样一个角度，那么到了《南风窗》之后，在做总编的时候，有一些角度可能需要作一些调整，这方面你觉得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
陈菊红：就是说我在南方周末的时候，可能我的报道就像您说的，人文关怀的比较多一点，那么它在这个层面上跟《南风窗》的“为了公众利益”，其实也是相通的，但是在编辑上面，其实我一直是在做新闻方面的编辑，就是社会新闻和时政新闻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在《南风窗》和南方周末，他们其实有很，在它的新锐度方面曾经都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但是《南风窗》我认为它作为一本杂志，它作为对于新闻的第二打击点和对于新闻评述的高度上面，它具有自己非常独到优势的一方面，这也是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个好的经验，我要很好地传承它。
我们习惯“往后退一步”
记者：《南风窗》一般会选择什么样的题材来作为重点？从什么角度切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你能不能举几个你来了之后的案例来说明一下？
陈菊红：我这样吧，就拿手头现在最新出版的来说，就是说我们这期做的是“拆解、创新、生态链”，因为《南风窗》它的版面构成是这样的，一个是独家策划，另外它就是一些常规的版面，独家策划这期我们做了这个封面，就是因为对我们来说，任何一个做新闻媒体来说，它的题材的重大性都是它不可忽视，最耀眼的一个需要关注的重点，我们认为这次在十一五以后提出创新以后，那么他事实上后面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科技创新它的体制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现在在怀疑什么，高校的产业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其他的国外的可以借鉴的一个创新的模式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最难克服的创新体制的弊病在哪里，就是说我们觉得《南风窗》它在操作新闻也好，或者操作选题的时候，事实上它我们叫作“往后退一步”，就是说我们在思考这个题目能不能做的时候，就是在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可能不是单纯地报一件事情全过程，我们也有这样的调查报道，但是在独家策划来说，更显示出一种在思考和对新闻过滤以后的一个价值判断来操作这样一个选题，然后比如说如果有，我们刚做了一个白皮书解读中国式民主，10月19号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发表，事实上这本杂志是我们23号就送厂的，就是从新闻的时效性上来说，很多人想知道的一个个案。
记者：也就是提前预见到了这样一种热点……
陈菊红：对。我跟时代的人探讨过，就是说做杂志，主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报纸可能会觉得什么发生了，那么杂志可能会主要问的是为什么会发生和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是杂志的两个难点，也是你做好杂志的两个根本点，就是《南风窗》可能也是要致力于解决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包括创新也好，包括白皮书也好，那么下一步，可能我不会说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但是通过这样的报道，大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它的前瞻性所在，这是一个杂志，《南风窗》我认为主要传承的就是传承这个。
记者：陈总编是今年5月份到《南风窗》的，那么你来了之后，你觉得哪几期，或者说从哪一期开始能够体现你的一些观念和你的一些风格？
陈菊红：其实这是慢慢地来跟杂志社原有的编辑记者，原有的成员磨合的一个过程，然后交流和相互的认同，我们在这个认同的基础上面可能我们觉得可以再往前走一步的地方。它更多的是我们在交流以后觉得从杂志的发展来说，这样做它可能更有利于一本杂志的进步。
记者：那就是说从上一期开始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一些你的这种观念和风格。
陈菊红：事实上，我一直认为它是一种合力，就是说没有说是一个人，就是我认为应该这样做或者是怎么样，它更多的是我们在交流以后觉得从杂志的发展来说，这样做它可能更有利于一本杂志的进步。
记者：正好这儿也有一本上一期的《南风窗》，你也给我们的网民简单地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你这本杂志的操作。
陈菊红：这期我们做了台湾军购案与和平促进法。《南风窗》一直有一个优势就是在对台的报道上面，我们有比较好的作者资源。所以我想这本杂志我不是具体地谈它的选题或者是什么，我只是想谈一下在作者资源这方面《南风窗》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们在前一期有一篇报道叫做“官民比真相”，唐钧写的，他是中国社科院的，那么在我们用作者资源的角度来谈，事实上也体现了《南风窗》在报道之外的另外一种新闻的选择和价值判断，因为官民比在前一段炒得的比较厉害，唐钧的这篇文章就通过一系列掌握的数据分析来指出这种官民比后面的实质是什么，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它所要真正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这可能就体现了《南风窗》一直追求的探求中国中的真问题，寻求中国发展中动力所在的一种精神在那里头，我指的不光是从记者的报道的选题也好，从我们对作者资源的利用也好，是这样的。
什么是《南风窗》式的“解读”？
记者：刚才也谈到，你在《南方周末》时候是长期做人文关怀的，那么来到《南风窗》之后，你会不会更加关注中国的弱势群体？你怎么看待中国的弱势群体？
陈菊红：我觉得中国的弱势群体他跟其他的，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杂志已经非常细分了，有些杂志说我们代表的利益也是非常，哪个阶层的利益也是非常清楚，那么《南风窗》一直秉承着为了公共利益这样一个这一两年来都一直坚守的媒体责任，那它就有责任继续关注中国的弱势群体，把他们的声音发出来，但是我不能说我来是更加关注，我只是觉得作为一种有责任担当的媒体来说，他应该来关注中国的弱势群体。
记者：那么体现这种关注的方式，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
陈菊红：我们会以《南风窗》的方式来关注弱势群体。
记者：那么《南风窗》的方式又是什么样的？
陈菊红：《南风窗》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报道三农问题也好，比如说我们前两期做的关于三峡移民的户口也好，它不是单纯地报道一件事件，那么他可能更体现它后面的政策背景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这个可能在这个问题出现以后它的整个影响的面是什么样的，我还是前面的那句话，就是再往前思考一步，或者是再往后想一想，是这样一种方式来做。
记者：同很多的杂志相比，《南风窗》的记者比例人员远大于编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队伍结构？
陈菊红：事实上龙总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觉得哪些杂志的编辑是多于记者的？
记者：我刚才问的问题不是说只有你们《南风窗》记者多，而是说你们多的比例比较大一些。
陈菊红：事实上这样的，事实上我们有些，比如说我们的两个总编助理，他都是兼任编辑的，而且我认为新闻杂志它记者多是一个常态。
记者：你们的报道风格是突出客观记录，还是突出价值判断？
陈菊红：我认为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就是说你在对任何一个人，新闻或者专题进行报道的时候，你在之前已经对他做了一个价值判断，然后你才决定去做，这是肯定的，只是你在客观记录，《南风窗》一直都是两方面都在做，一方面它有独立的调查，另外一方面它有关于它后面的分析，就是我觉得这只是一种操作手法上的不同，但是它肯定是含了它对新闻的判断在里头。
记者：刚才你也提到，在你们决定这个题材是不是做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含了价值判断，那么你们判断的价值标准是什么？
陈菊红：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于一个新闻来说，那么它具不具有重大性，我们要去决定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媒体报道的什么样的氛围，就是说什么样的点，叫做节点，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从来没有报道过，我们是独家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说已经被其他的报纸，网络或者是周报已经做过一部分的新闻，这样的新闻我们怎么处理，就是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在对后面我说的这些情况的处理方面。
记者：刚才提到国内新出现的几本新闻时政类周刊，也会受到你的关注，那么你能不能结合最近的这两期杂志，说明一下《南风窗》和他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陈菊红：我觉得大家在关注新闻或者关注一些具体题材的时候，有时候有交合或者相似的一方面，但是只是大家的操作手法不一样，当然《南风窗》在关注度上面有时候也会跟他们有不同，但是从最近两期来说，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白皮书解读中国式民主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东方事实上也在同一期做了这样的报道，只是因为受众不同，出版周期不同，大家侧重点不一样，我们是以一个小专题的方式来做的，那么他们是以一篇文章来做的，这个是一种操作方法和对受众的理解不太一样的地方。
记者：嗯，他们是一篇文章，你们是一个专题。那么你们这个专题是从哪几个层面展开的？
陈菊红：我们首先是有一个记者去采访了起草白皮书的专家，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有一个作者来谈一下直接理性，就是谈到了工具理性和和目的理性的关系，再加上《直接税和宪政民主》这篇文章，来探讨中国的民主进程，那么这个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南风窗》在思考上面在进一步的地方。
记者：你刚才提到工具理性和目的理性的探讨，实际上是不是借白皮书的事件向国人传递一种价值判断？
陈菊红：对。
传媒更应该回到传媒的责任上来推动政治文明
记者：去年的两会明确把“政治文明”写入了宪法，你认为这意味着什么？
陈菊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笔。在当时宪法里头值得大家关注的点里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把政治文明写进去同时，认为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对这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有助于中国将来的社会形态的一个目标式的描述，我们从执政党来说，或者从中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它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记者：为了推动政治文明，你认为传媒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陈菊红：传媒，尤其是不管是纸质的媒体也好，或者是电视媒体，或者是网络媒体也好，在传播的时候，如果我们从做一个，尤其是回到《南风窗》来说，做一个时政类的杂志，政经类的杂志，应该这样说，对一个传媒来说，应该更加回到自己作为传媒的责任上来，《南风窗》一直在倡导为了公共利益，事实上也强调了它的媒体责任感，那么在这些年，一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和新的利益互相博弈，这样一个过程中，怎么样以一个客观的态度来记录和评述，怎么样去跟其他的时政类的媒体一起，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的真相，都是一个对这种政治文明的推动，在这个方面我认为传媒的责任，就是说应该是从我们做传媒来说，应该更强调自己作为这种社会的，公信力的一种回归。
记者：就是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回归。
陈菊红：对。
不会因为反弹放弃监督
记者：应该说，一方面，“政治文明”入宪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另一方面，正因为目前国内的政治文明还不够成熟，所以说传媒需要面对的课题也会很多。而介入这种课题，可能媒体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商业利益，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那么，陈总编你怎么看待我们的舆论监督？
陈菊红：我觉得舆论监督如果接着我们刚才谈到的话来说，舆论监督是媒体的责任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从今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也是进一步扩大公民、社会和媒体、新闻传媒对于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高层更加强调了媒体监督的重要性，事实上这样有效的监督有助于政府更向良性的方向发展，而且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只有旁边的监督可能才把问题看的更清，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发现出来提供给政策的决策部门。
记者：大家都知道，对政府的监督是非常难的，陈总编你觉得，你会怎么处理对政府的监督当中将会遇到的一些情况？
陈菊红：你是指采访过程中？
记者：就是你处理的原则。
陈菊红：是这样的，我认为只要，我们在做具体的选题或者是报道的时候，涉及到的被监督方，如果报道的立场是客观的来表达这件事情，那么无论被监督方有多么大的反弹都是正常的，但是从我们做媒体来说，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大的反弹来放弃对它的监督。
怎么看待网络的力量？
记者：你怎么看待网络的力量？
陈菊红：我觉得网络现在正成为21世纪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力量，事实上你也知道，传统媒体、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现在的互动联合比较多，合作也很多，事实上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可能网络借助传统媒体的一些内容，但是传统媒体纸质媒体通过网络上的这种再一次传播，实际上他起到的影响力可能是进一步的扩大。
记者：我们21CN正在着力打造南派门户，也同相关的南派媒体准备做一些深度的合作，那么《南风窗》有没有同网络进行联手合作的一些想法？
陈菊红：事实上我们在之前都跟一些网络有过合作，有具体的评估方面的合作，也有选题的相互帮助的合作，我们也愿意跟21CN在一个共赢的情况下面进行深度的合作，包括如果我们在做一些策划，在做一些共同的覆盖区不同的传播的时候，可以加强合作。
记者：实际上网络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了解舆情、引导舆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如果是携起手来的话，或许能为引导我们的受众，能为我们的国家做出更大的一些奉献。
谢谢陈总编，谢谢大家，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