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钧德:屹立在世界东方

几十年了，从创业之初到现在，甚至是从小到大，熟悉我的人都会说我的脾气很耿，就是做一件事情一做就做到底，不转弯。我自己回想和分析过自己，确实很耿，认准的事情，就是要做到底，就是要做好。当然，关键是要认准了。我一生中最值得自己骄傲的是，我认准了自己，认准了界龙村，认准了社会，所以才会从一个“成分高”的穷孩子，成为一个创业者；要不是有耿脾气，我也早就吃老米饭了。

“开关厂”：没有关住我的心，而是开启了一扇门

现在一些媒体在报道界龙的时候，都赞扬我们的创业是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实际上我们界龙创业从1968年就开始了。
1962年，是我青年时代最满怀憧憬的一年，也是我最失落的一年。在农村读高中很了不起，也是唯一一条可以考大学脱离农村的道路；我当然向往脱离农村户口。我要考高中了，最后认为一是因为家庭成分是富农，考不上高中的；二是因为家里穷，也交不起学费，没有助学金。在当时，老母亲说你就回乡种田吧！所以我拿到初中毕业文凭后，就回乡种田了，也没去考高中。

班主任老师当时找我说，你成绩前十名的，为什么不考高中呢？我讲了这些原因后，老师说：“那也好，你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去”。我很崇拜我的中学老师说的一句话：中国的出路是农民走向城市，工人代替农民。放弃了考高中，就等于是一生一世做农民。

我回到界龙种田，开始了一个传统农民的生活。虽然并不安分，但是农活我样样干得出色，我肯吃苦是出了名的。让我想不通的是，做学生的时候，只要努力勤奋，成绩就好；回家当了农民，我起早贪黑地做，为什么还吃不饱穿不暖？农民的出路在哪里？

界龙穷得叮当响，尤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真是吃不饱穿不暖，家里经常揭不开锅。1961年，我的父亲就是因为饥饿吃了太多的草根造成肠阻梗而去世，才49岁。

当了6年农民，1968年，我的机会来了。也是因为要摆脱贫穷，经常有小道消息说，周边一些村里都在偷偷摸摸地办小工厂，还赚了蛮多钱。我毕竟读过书，在当时也已经是知识分子，知道一些社会上的事情，而且也不安分一辈子做一个农民，就去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周祥贤建议。就是在周祥贤的家里，我还有几名村干部开会了。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因为会议做出了一项决定，办一家小工厂。
路线有了，方向却没有：不知道应该办什么厂。对于世世代代的农民来说，工厂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名词。村里对我委以重任：到市区考察调研，因为我是知识分子，又是小工厂的积极怂恿者，又是大家公认最吃得起苦的人；还有一点，是看中我脑子活络，点子多，办法多，善于交朋友，用现在的话来说，觉得我的情商比较高，到市区找得到关系。
我到了上海市区，人生地不熟，不要说后门开不到，连前门也不认得。我想到了旅社，那里住的都是南来北往出差的人，他们会有各种业务信息，我想听他们说说他们的业务，请他们帮我们界龙村办厂出出主意，说不定就可以走捷径。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年住的旅社，就在南京东路旁边一条小马路上的兰考旅社。也正是在这个小旅社里，通铺房间里几十个素不相识的旅客为我当起了诸葛亮。可以这么说，界龙村的第一家小五金厂的设想，就是来自这一个兰考旅社。
路线有了，方向有了，办法还没有。一个小小的界龙村，既没有机器，也没有订单，更没有技术。一个农民想做工人，先要拜师。师傅在哪里？自己去找师傅。那个年头，一个农民要做任何种田之外的事情，真是难上加难。幸好，我的哥哥当时在市区工作，他住的对面恰好有一家五金加工厂，到现在我连厂名都记得，“建国螺丝厂”，因为这一家厂，不仅仅是在当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也是我们界龙小五金起步的直接引路人，是我们界龙集团的第一口母乳。
螺丝厂就在眼前，但是我没有任何熟人，开后门的资格也没有，人家厂长、车间主任也不会睬我这个乡下人，门房间阿姨将我挡在了厂门外。这时候，我的耿脾气发生作用了，我一定要想办法进去，要是眼门前的螺丝厂也进不去，那还有什么厂进得去？我每天就到螺丝厂跟门房间阿姨“软磨硬缠”，要她们帮忙。一天，两天，到了第三天，我终于像“愚公移山”一样感动了上帝。门房间阿姨看我认真，真是要学本事的样子，就答应我说，等一会厂领导出来送客户，我帮侬“撬撬边”。

厂领导送了客户要回身进去时候，发现了我，阿姨就对领导介绍说，这是贫下中农派来的代表，要来实习。那年头实习也不简单，要有厂的上级单位批准，厂领导要我自己去找去手工业局，手工业局我又怎么能够开得出批准……我真是一路愚公移山，一次次感动上帝，同时也耍了一些小聪明，也“忽悠”了许多环节，终于建国螺丝厂接受了我们界龙的实习。当我们四个界龙青年农民穿上了蓝颜色的工作裤走进车间时候，真是要用激动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本领一天一天学到了，我的心思也又活了，建国螺丝厂业务很忙，是不是可以介绍一点给我们村办小五金？有什么事情可以让建国螺丝厂对我们界龙有更好的印象？也正好在这个时候，建国螺丝厂要组织工人到上海郊区“野营拉练”，在选择拉练的目的地。听到这个消息是中午，我在厂里请了假，从丽园路局门路一路走回界龙，我要试一试这条路怎么走最合理，我要看一看这条路要走多少时间。虽然一直在做农活，但是毕竟有30多公里的路啊，走到界龙已经是晚上8点，天墨墨黑了，两只脚底泡都走出来了。第二天一清早，我回到了建国螺丝厂，去见厂革委会主任，把界龙接待野营拉练的方案告诉他。

革委会主任听到的是我带去的接待方案，看到的是我那双满是血泡的脚走起来很吃力，感到的是我的诚心和细心。没多久，建国螺丝厂野营拉练到了界龙，工人阶级为贫下中农修好了坏机器，还把加工业务介绍给了我们的小五金。
我们的第一笔业务，5天赚了35元，相当于500斤麦子的价钱。这对于界龙这个穷地方来讲，也对于还在盛行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社会坏境来讲，都是不得了的事情。也有人一时社员拿不到好处心态不平衡，有人写信揭发。公社党委书记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某一个村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还被作为富农的子女被点了名。我们这一家没有厂名的小五金被贴上了封条，关掉了。在各种压力之下，我又回家种田了。幸好我的母亲一点也没有责怪我，她安慰我说，我知道你不是在做坏事。
但是穷、吃不饱是摆在每个农民面前的事实。所以到了第二年，新任党支部书记到位后，我们的小五金又悄悄地开张。那几年，一阵政治运动来，小五金就关，风头过去又开；春耕农忙来了就关，农闲又开；开开关关，我们自嘲为是“开关厂”。有许多地方的村办厂，就是因为开开关关伤了元气，后来一蹶不振。而我一直在想，要是一直种田种下去，界龙人种的田还不够界龙人吃，只有坚持办厂，才是出路。尽管小五金开了关关了开，我的决心没有改变过，我热情没有减退过，我的业务也没有荒废过。人家说我耿，我就耿到底。就是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我还是走出了一条勇敢者的道路，为之后印刷厂的创建，打好了厚实的基础。

印刷组：目标不止在乡镇，而是屹立在东方

1973年，是我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年，我完成了两件大事情。我的儿子出生了，为了表明我要屹立在世界东方的理想，我给儿子取名为“屹立”；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筹建了印刷厂，没有它，就没有现在的界龙。
历经几年开开关关的小五金，逐渐显露出了发展空间的狭小，已经跟不上我们发展的思路和生活的需要。那一年春节，村里开了一个外出工人回乡座谈会，统计外出工人工种的时候，发现有12个人是在印刷厂工作。我觉得这其中包含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个信息，印刷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行业；第二个信息，既然我们村里12个人在印刷厂工作，而且还分布在各个流水作业的位置，我们自己何不就开一家印刷厂？
我就向领导提议开一家印刷厂，领导觉得我分析得有道理，要我负责筹备。于是就打报告给川沙县工业局。报告打上去之后，我才知道，印刷厂是特别难批准的，因为涉及到了印刷宣传，涉及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同时还需要公安局和文化局的批准。几个月后，报告被批准了。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厂名，我们想成立一家界龙印刷社，被批准使用的厂名是“上海市川沙县黄楼人民公社界龙大队印刷组”。当然实际上，它就是一家村办印刷厂。
我在这个印刷组的职务，和在小五金一样，是业务员兼管理员，没有厂长，副业大队长就是印刷组的领导。因为，村办厂最重要的角色和工作就是业务员和管理员，支部书记和副业大队长就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给了我负责。办小五金已经5年了，领导对我比较赏识也比较放心，对我的要求和期待也比较高。我也是对领导发了誓的，一定会把这一个印刷厂办好。
一个以“组”作为规模级别的印刷厂可以在外面接到什么业务？其实还是在要买机器的时候，就深深感受到一个印刷组的寸步难行。按照规定，任何印刷机械厂生产的印刷机是不可以向我们这样的印刷组供应的，我们唯一的渠道是印刷厂用剩下来的旧印刷机。我也终于通过一个老乡的介绍找到了渠道，物色到了两台脚踏圆盘印刷机，现在其中的一台已经陈列在我们界龙印刷博物馆里。脚踏机看到了，不等于就可以买回来，就是为了这两台脚踏机，又经历了十多个图章的批文，最后花了700元买了回来，再加上添置一些辅助的设备，村里一共投资了1000元。1973年10月，印刷厂正式开业了。选择在10月开业是有道理的，10月份田里的生活少了，可以定定心心做一个冬天了。
一边在等十多个图章的批文，我一边已经在找印刷业务，要是等到脚踏机买回来再去找业务就是一个冬天浪费掉了。印刷厂的第一笔业务，是为“六六六农药”纸袋印使用说明，每印一个纸袋的加工费是一厘，算下来一台圆盘机一天可以赚10元，两台机器就是20元。这是印刷厂的第一桶金。
20元一天的利润在当时是什么概念？种田人总是喜欢将农作物来做比较，这才是看得见的，有说服力的。20元相当于4担麦，也就是400斤麦子。4担麦从播种到收割，要经历近半年时间的日日夜夜，到收成时正好黄梅天还要看天吃饭，现在两台脚踏机就用了一天的辰光。这是太有说服力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选择的就是包装印刷，就是我们界龙今天的主打。
印刷厂钱是好赚了，但是它需要规模效应，不是两台脚踏机就可以对付，还需要有自己的切纸机。当切纸机终于求爷爷告奶奶地买回来之后，又觉得两台脚踏机的生产能力不够了，当新的印刷机费了多方的周折终于买回来后，又对印刷业务的量提出了高要求。新规模新要求不断地相互产生。还要千方百计地节约人力物力成本。

创建初期有一次接到了一笔业务，是印刷厂的第二笔业务，要求有画稿，我们先去专业单位，但是他们对这种小生意都要拖很长时间，来不及，我只好自己动手，三天关在房间里，虽然只有三五十个美术字，我用鸭嘴笔一笔一笔画了下来。印刷厂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笔生意一笔生意地做了下来。在1978年，我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实现了第一笔外销生意，为上海服装进出口公司手帕科设计、加工、印刷手帕包装，而且为该公司增值创汇22万美元。
增值创汇22万美元的时候，我们这家村办小厂的先进事迹被上报到中国外贸部包装局。包装局的领导实地考察后，内部通报表扬了上海服装进出口公司改进手帕包装，为国家增值创汇22万美元的事迹。我们这个小厂的名声在外贸领域传开了。
那一家卖给我们两台脚踏机的是国营印刷厂，但是谁会想到我们这么一个村办的印刷组后来的规模业绩会远远超越它们？当年给儿子取名的时候，确实想过要让乡镇企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但是那时候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谁会想到几十年之后，我们界龙印刷制作的大型画册《锦绣中华》有幸成为胡锦涛主席出访的国礼、并且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印刷复制奖？但是如果没有当年的雄心壮志，就不会实现后来的梦想。

梦想和新梦想：界龙人的生活，还有世界500强

熟悉我的人知道我从小就有吹笛子和拉二胡的爱好，我有一根笛子，当年还是花了很多积蓄从城隍庙买来的，可以定调，算是专业的笛子。几十年来，我空下来的时候，总是要把玩一下，不同的年代，它们发出了我的不同的心声。青年时代，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迫退学，郁闷的时候，笛声和二胡声，就像是在发泄自己的愤懑；后来创业办厂时，笛声和二胡声像是在鞭策我激励我；到了现在，坐下来吹一曲、拉一段，依旧是在寄托我的梦想。
改革开放之后，所有的政治束缚没有了，有的就是一个平台，是真正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不管是我个人还是界龙，都踏上了一个飞跃发展的空间。1984年，我担任了彩印厂的厂长，这时候界龙已经不需要为了一个厂名打申请报告了。1986年，我入了党，这对于一个“成分高”的人来说，以前简直就是不能想象的事情；1987年，我担任了界龙村的党支部书记，这一个职务我一干就是23年，1995年界龙党支部升级为党委之后，我依旧担任书记；担任支部书记第一年，就统管两个厂和一个村，工业农业副业一肩挑。
在我责任越来越大的时候，我所遇到的时代也是越来越鼓舞人心。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让我们界龙从此飞速发展，那么1990年的浦东开发开放，就像是火箭的助推器，将我们界龙送到了太空遨游，让我们在世界的大舞台上展现自己的实力。
1994年2月24日，界龙实业在上海证交所挂牌，赢得“中国乡村第一股”美誉；1993年，界龙已经进入房产事业，2001年，我个人获得“毕昇奖”，这是目前中国印刷最高奖；2009年，界龙集团名列中国印刷百强第六位；2009年，虽然遭受了全球金融风波，但是界龙集团很快走出低谷，全年销售达到22亿元，其中印刷包装12亿元，房产9亿元，上缴税收1.56亿元……
界龙下一个梦想，就是中国五百强乃至世界五百强。
2009年5月，我辞去了界龙实业的董事长职务，由我的儿子费屹立接任，我仍旧担任界龙集团的董事长。屹立确实具有领导的能力；第二个儿子费屹豪，出生在1979年，那一年我第一次当选为川沙县先进个人，界龙被评为先进企业，取名屹豪，既有为国家自豪的意思，也有为自己自豪的想法。屹豪在澳洲学习了多年，双学位毕业后又在澳洲国立银行工作了3年。去年9月他回国结了婚，又回到我们集团参加管理工作。
2001年界龙改制了。改制是一项利国利民利经营者的大工程，结合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2001年9月6日，界龙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界龙改制方案。从此，界龙集团的40多位经营者持股，从以前的界龙村人人有份，到现在的经营者持股，使企业更加有活力，在印刷包装、房地产、食品等诸多行业，都有界龙的影响力。
界龙人的生活，当然也是我作为村党委书记的重要工作，这也是为人服务的具体体现，我要做一个界龙人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共富的带头人。为了持续增长村民的收入和福利，我们村先对退休工人和退休农民除了正常的退休金1000多元之外，目前平均每人每月补贴503元，100岁以上的老人最高补贴额达到1800元，这对于一个界龙人来说当然是一件颐养天年的大好事情。

另外，我们还将当年收入的资金按农龄和十六岁以上人的户口给予分利。在精神上，我们还是坚持以文化培养为抓手，界龙村家家户户都有家训词，我们费家的家训词是这样的：凡我子女，谨守家训；克勤克俭，以史为鉴；只在天涯，学无止境；尊老爱幼，修身养性，遵纪守法，一介平民；一旦为官，清正廉明；报国为家，我日三省。
回想1968年参加小五金创建时，我才23岁，现在我已经是六十多岁了。人家都会说费总，你真不容易，我自己想想也真是不容易。这个过程中遭遇的困难，还有我个人遭遇到的流言蜚语、乃至人生攻击、生命安全的种种威胁，都是常人难以想象，但是我们坚持做了。作为一个社会背景，只有改革开放和浦东的开发开放，才会有我的今天；作为个人，风风雨雨、甜酸苦辣，只有都尝遍了，才有今天。
有人问我，那么你是凭什么不怕风风雨雨，遍尝甜酸苦辣？我想说，我这个人是耿脾气。这一个耿脾气，就是信念，就是毅力，就是认准了就一直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