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病”指，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在企业管理及运行机制等方面，自身滋生出阻滞企业继续发展的种种危机，使企业逐步走向倒退甚至衰败的一种慢性综合病症。较为典型的例子有：一是上世纪80年代，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多达12级的管理层级和过于多元化经营形成了臃肿管理结构，导致了管理效率低下问题，随着业务扩张和销售额的大幅增长，经济效益却不断下降。二是丰田汽车召回事件。2009年8月，美国发生一起导致四人死亡的车祸，其原因被指为丰田汽车的脚垫缺陷和突然加速问题。丰田车踏板的问题，2004年就有所反映，但丰田不当回事，反应迟钝，出了问题想捂着盖着，结果后来出了更大的问题。随着事件不断发酵，2010年始，丰田不得不召回北美、欧洲、中国等国家或地区900万辆车，损失惨重。“大企业病”主要体现在大企业身上，与小企业经营灵活，充分面向市场的灵敏反应不同，“大企业病”的一般症状表现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效率不断下降，并伴之以信息不畅、机体僵硬、机构庞大的“肥胖症”；职责不清、决策复杂、行动缓慢的“迟钝症”；本位主义滋生，内耗增多，协调困难的“失调症”；安于现状、墨守成规的“思想僵化症”等诸多症状。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多数为大型、特大型企业，据统计，2018年底，我国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净资产总额近21万亿元，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净资产近一半，中央企业净资产达近26万亿元。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和中坚力量，必须警惕和防治“大企业病”。
当前国有企业“大企业病”主要表现为：
一是大而不强现象比较严重
企业的竞争力不仅表现为资产规模大，更需要体现出竞争能力强。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企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国有企业也在改革中不断做大，但大而不强现象比较严重。从2019年入榜《财富》世界500强公司数量上看，我国企业入榜120家，已经接近美国的126家，远超第三位日本的52家，其中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48家。但我国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众多大企业普遍存在大而不强的现象，主要表现为竞争力较弱，盈利能力偏低。以较能代表企业盈利能力的销售收益、净资产收益、利润三个指标看，2019年上榜《财富》世界500强我国企业的平均销售收益率为5.3%，低于美国企业的7.7%和全球平均的6.6%；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9.9%，低于美国企业的 15%和全球平均的12.1%；平均利润是35亿美元，低于世界500强的平均利润43亿美元。此外，如果扣除上榜的我国11家银行利润，剩余的企业的平均利润只有19.2亿美元，远未达到世界500强的平均水平，与美国企业差距更为明显。我国企业大而不强，内在逻辑是管理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
二是科技创新能力较弱
创新能力是企业活力的重要体现，是保持持久竞争力的内在机制保障。虽然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起到了基础和引领的作用，但我国重大装备、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观，企业创新多数仍处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引进，以及跟踪验证阶段。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9中国大企业发展趋势问题与建议》显示，全球顶尖精密仪器前25强基本上被国外企业垄断，工业机器人三大核心技术基本掌握在日本企业手中。在高端机床、火箭、大飞机、发动机等尖端领域，虽然部分零件实现了国产，但生产零件的设备95%依赖进口。全球总共有约130种关键核心材料，其中32%我国不能生产，另有52%依赖进口。创新能力较弱表明了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发展方式的粗放问题。
三是发展后劲不足
由于科技创新引领机制不健全，企业在资产保值增值压力下过于热衷于短期利益和高回报项目，导致支撑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以制造业为的实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以上榜《财富》500强中美企业比较，所有上榜的房地产企业均来自我国，而美国没有房地产、工程建筑和金属冶炼企业，却在IT、生命健康和食品相关等领域存在众多大公司。我国11家上榜银行的总利润占全部中国大陆上榜公司总利润的一半以上，而美国银行总利润仅占美国入榜公司的11.7%。在卫生健康、食品批发、保险管理式医疗、食品生产加工、和娱乐等与人的生活和健康密切的产业里，有美欧、日本、巴西等国公司，我国却没有任何企业上榜。再以我国央企上市公司为例，2019年上半年，373家央企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9.4万亿元，约占3682家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的40%，但制造业央企上市公司共实现净利润569.19亿元，仅占央企上市公司净利润总额的7%。很明显，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资源错配现象，通过深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任务艰巨。
四是国际化经营能力较低
国际化经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利用及整合能力，是衡量大型企业资源配置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是实现世界一流企业目标的基础能力。虽然我国国有大型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已达7.6万亿元。但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我国大企业引领发展的能力还不够强，在全球供应链主导权、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行业话语权、效益效率、自主知识产权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企业联合会数据，2019年我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不足世界100大跨国公司的1/3，即便是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知名品牌较少，品牌的国际化水平较低，与美、日、法、德、英等国也存在着明显差距。国际化水平低的事实说明，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主要竞争优势主要体现于国内市场，配置和整合国际资源能力较低。
五是劳动生产率较低
劳动生产率是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指标。一般而言，大企业可以通过发挥规模效益，大大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并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但在不同的管理效率下，劳动生产率将呈现差距。从反映劳动生产率的三个重要指标，平均雇佣员工数量、人均销售额、人均利润差距比较看，2018年《财富》上榜世界500强中美企业中国和美国企业差距很大。美国上榜企业平均雇佣员工132,403人，中国入榜企业平均雇佣员工182,637人，中国企业员工人数是美国的1.38倍。美国企业人均销售收入53万美元，中国企业人均销售收入只有33万美元；美国企业人均利润4万美元，中国企业人均利润只有1.7万美元。我国大型企业劳动生产率低的事实说明，很多企业还存在管理粗放，跑冒滴漏现象比较严重的问题。
七是资本管控能力较弱
资本管控能力是大型企业实现大而不散的重要能力，企业通过有效的资本运营，实现规模、速度、效益的统一和可持续发展。国际跨国巨头成功实现全球资源整合的极重要经验之一，就是资本管控能力强。我国大型国有企业资本管控能力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差距巨大，一方面，表现为管理层级过多，有的企业达20级以上，随着管理链条的拉长，管理能力和效率不断下降，有的企业出现了管理失控和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另一方面，有的企业过于多元化经营，削弱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业务庞杂，主业聚焦不够，并导致了经营风险增多。此外，一些企业管理粗放，效率低下，管理费用居高不下。2018年中央企业营业总成本32.5万亿元，其中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5.7%、9.6%和10.5%。资本管控能力和经营能力低下，必然导致经营效率低、投资回报率低的问题。从净资产收益率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企、外企和国企比较，民营企业为19.6%，外资企业18.2%，而国有企业仅9.4%，
八是风险管理需进一步加强
风险管理是大企业稳健经营的内在要求，是企业通过经营控制管理实现资本控制力的重要体现。在管理链条不断延长，业务单元过多的情况下，管理能力退化，企业的风险管控将面临严峻挑战。虽然我国大型国有企业风险管理意识不断增强，风险管理制度不断健全，但仍有一些企业制度形同虚设，管理流于形式，甚至个别子企业出现违规经营，从事超出授权的高风险业务活动，如违规开展融资性贸易、以对赌模式投资并购、股票质押融资业务等，有的企业还进行财务造假。有的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轻视相关国际规则，进行打擦边球性质的违规经营活动。风险管理薄弱、合规经营意识不强一定程度反映出集团管理低效的问题。
国有企业“大企业”病的深层次病因主要有内外两方面：
从外部原因看，是一些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政企分开不彻底的现象，企业体制僵化。虽然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强调通过政企分开，促进市场化经营机制改革。但到目前为止仍有大量经营性国有资产分布于各政府职能部门，企业自主权有限，在政府主导决策下，一些企业不能专注于市场竞争力和管理能力的培养，仍然存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软预算约束和投资饥渴症，热衷一铺摊子、上项目，必然导致机构臃肿、管控能力差、不适应市场竞争的“大企业病”。
从内部因素看，则是一些企业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资本管控能力欠缺。虽然当前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多数企业已经适应市场竞争并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确立了优势地位，但一些企业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习惯于“等”“靠”“要”，经营主动性不足，体制僵化。有一些企业片面突出规模做大，忽视竞争力做强，资源整合能力较低，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内部竞争导致的内耗现象较重。有的企业集团层面市场化改革滞后，行政化管理色彩较重，企业资本管控能力和管理效率低下，集团管理与基层企业市场化经营产生冲突。
世界各国看，大企业都比较容易得“大企业病”，很容易形成体制僵化、反应迟钝、官僚主义等毛病，随着当前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集团规模扩大，必须加紧防治大企业病。
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企业市场化经营中实现科学决策的前提，大型国有企业尤其需要实现稳健经营、科学决策。只有加快完善企业的内控机制，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经济主体，才能实现企业充分以国际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体制机制变革，重塑管理架构，调整产业结构，实现长期稳健高质量发展。
其次，要坚持以创新引领企业发展。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建立健全自主创新机制，是企业实现不断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是国有企业由大变强的重要前提。要培育国有企业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就要不断通过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有效提升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率，培育高效整合国际国内资源的能力，努力掌握行业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在技术上持续引领国内产业升级，引领产业发展。
其三，要聚焦主业发展，加强资源整合。防治“大企业病”，就要做强做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央企业肩负着引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任，要聚焦主业发展，避免同质化，避免投资过度多元化、业务分散化和竞争力下降，成为行业的引领者和带动者。要突出战略引领，根据形势主动调整公司战略，明晰发展定位，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努力减少因集团内部竞争而导致的权益损失。通过加强并购、资产剥离与资产置换，淘汰落后产能,不断提高资本的配置和经营效率，最大限度发挥好协同效应，产生“1+1＞2”的“化学反应”。
其四，要加快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层面市场化改革。要进一步推动大型企业集团层面去行政化改革，实现扁平化管理，促进集团层面进一步面向市场，形成对市场信息的灵敏反应能力。要在持续瘦身健体、压缩管理层级的同时，进一步推进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加强资本管控能力建设，积极推动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工作，尽快在改体制、改机制、改模式上取得实效。
其五，要加强全面预算管理。全面预算在企业经营管理直接关系到企业成本费用控制水平和降本增效成果，是大企业强化管理，防范管理失控，防治“大企业病”的重要手段。大型企业预算管理和费用管理要以经营目标为核心，加强企业内部制衡，从企业内部实现“硬预算约束”，防止和杜绝跑冒滴漏现象。此外，大型国有企业要在建立健全全面预算制度，积极主动开展内部监督排查的同时，董事会应加强预算监督，定期针对预算管理项目进行内部控制有效性全面评价，并分类进行限期整改。
其六，要全面加强风险管理。企业资产规模越大，业务单元越多，越需要加强全面风险管理。大型国有企业要把风险管理融入每个重要的业务领域和关键环节，通过经营过程的监管以强化资本管控，实现企业稳健地由“大”向“强”的转变。此外，国有企业更要增强合规经营意识，加强合规体系建设和合规文化的培育，主动承担起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在不断培育市场活力和竞争力的同时，成为管理先进、抗风险能力强、合规经营的企业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