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结: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德生通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在母校华南理工大学建立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子博物馆

梁伟简介:

梁伟，1978年2月 就读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无线电技术专业。1975年— 1977年上山下乡于海南琼山县灵山农场，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东省气象局海洋气象研究所计算室工作，1984年调入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华南分公司工作，后任广州迪桑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4创办德生通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任总经理。2006年在母校华南理工大学建立中国高校第一个电子博物馆。

45岁的梁伟出生于海南省，从小学迷上矿石收音机开始，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

1981年，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毕业以后，先在广东省气象台工作，后来调入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华南分公司五处。

1988年的某一天，五处几位同样血气方刚的同事一起喝茶的时候，大家不谋而合地提出想要办一家出口加工厂，梁伟还给工厂起了个名字，叫“迪生”。“爱迪生嘛，一语双关。”他开玩笑说。（因品牌注册问题，后改名迪桑。）

作为一个多年的收音机发烧友，梁伟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广州迪桑公司副总兼东莞迪生收音机厂厂长，肩负起迪生的产品开发和生产管理的重担，和伙伴们一起，开始了收音机寻梦之路。

“广播中说恢复高考时，我正在山坡放牛！”回忆起30年前的那个11月，东莞德生电器公司总经理梁伟眼中闪着光，对于梁伟来说，从放牛娃到大企业总裁，1977年恢复高考是他命运的转折。

梁伟和他的同学，华南工学院无线电专业七七级这一班人，从这里“折”入了知识的海洋，后来又有许多人被卷入了商海，立在了潮头。他们当中涌现出的企业家密度之高，至今都很难被打破。

突然能高考　命运全改变

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梁伟已在海口农场当了三年半知青。这个知青与别人不同的是，白天放牛他常带着书，无线电的书，因为他痴迷收音机。“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这辈子肯定靠维修电器养活自己！”梁伟说。“那时也不知道看书将来有什么用，只是想学习更多的知识。”突然恢复的高考，让他喜出望外，一向崇拜无线电学家、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冯秉铨教授的他，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华工。

学习，是这批知青内心深处的动力！77级大学生、京信通信公司董事局主席霍东龄恢复高考前，已在海南农垦兵团下乡7年。当他听到高考消息的那一刻，他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命运要改变了”。“如果没有高考，我或许会当一辈子农民。”霍东龄说。

听说高考恢复，知青们奔走相告。霍东龄说，第二天赶到镇上报考者人山人海，个个脸有菜色，但精神振奋，神采奕奕。“分数下来参加体检时，许多学生血压偏高，太兴奋了！”

读书拼着命　唯恐课不够

这是千里挑一的一代大学生，他们十分珍惜难得的读大学机会。梁伟说，他们华南理工七七级无线电班学生都拼着命地读书，每天到夜里1时才回到宿舍，早上五六时又起床了。为了抢到上自修的座位，每天吃晚饭后就在教室前排队。没有抢到位子的同学，在宿舍阳台或楼顶上找个地方，拉一根电线，接上灯看书。

他们最担心课上讲的东西少，唯恐自己上的课不够。每次上完课，他们都会找更深的理论书籍看。几个同学还利用课外时间跑到研究生课堂上听课。为了争取学习时间，霍东龄在班里提出三戒：戒电影、戒电视、戒娱乐。当时学校有很多学生响应。

教材短缺是七七级大学生们面临的问题。华南理工七七级大学生、深圳中电开拓实业公司董事长冯成光讲述了他和同学排队买书的情景。那时候听说五山书店将运到一批教学参考书，天不亮，门前就排起了长队。有感于这一经历，后来冯成光写了一首词：“东方未晓，捷足先登了，幸有街灯帮夺秒，惊起枝头梦鸟，喜看背后长龙，远方步履匆匆。今日金科在手，何时问鼎高峰。”

因为没有教材，同是华工七七级学生、现任重庆南华中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贺勇，和其他同学听研究生课时，一起动手抄了一本！

毕业分配时　争着下基层

争分夺秒的四年学习之后，七七级迎来了毕业分配。

务实，是七七级学生的共同特点。现任TCL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的李东生当时被分配到政府机关，但他没去，而选择了很多人不愿去的企业。他说，当时想法很单纯，虽然去政府很体面很舒服，但学得的技术很快就荒了。他去了外资企业TTK家电公司，从一个普通技术员干起，“当时我的愿望就是当一名车间主任”。就是这个甘当车间主任的人，后来一手创办了著名的TCL公司。

现任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也是这样的。刚去中电华南分公司时，他强烈要求去维修部。这是个进出口公司，维修部是不显眼的部门，但他觉得他学的技术不能丢。

“任何人要成功，都要有历炼过程！”梁伟说，他们七七级学生，绝大多数考进大学前都曾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基层经验和社会阅历丰富，毕业后却仍然坚持从基层做起，没有好高骛远。

“踏踏实实地干，一切都不晚！”梁伟说，霍东龄毕业时已34岁，挥手告别同学和母校，坐上驶向深圳的列车时，一切才刚开始。“现在大学生，就缺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要耐得住寂寞，不断积累、历炼，才能取得成功”！

“恶霸”走向前台-----《赢周刊》刊登“德生：一个企业的从一而终”

“恶霸”是德生公司员工对梁伟的称呼，只因他对产品品质的严厉到近乎苛刻的程度----不管什么新机型，只要没通过他的“金耳朵”一关，就别想上线生产。这些是7月份造访德生公司后了解的，同时由于了解到梁总是行事低调，因此仅在论坛上发了“同laofan的对话”一文，始终未提梁总。

近期看到梁走到了前台，借《赢周刊》阐述他和他的团队所确定的德生理念。相信任何关注德生产品、关注德生公司的BCL、经销商、竞争对手一定会仔细研究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

德生：一个企业的从一而终

德生在广州的中外收音机历史陈列室里，摆满了数百台各式品牌、各色型号、各个年代的收音机。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家庭喜爱的熊猫、牡丹、红灯、春雷，还有世界领袖品牌索尼、菲利浦、根德的产品。当然，德生公司总经理、主要创始人梁伟自己最珍爱的是那个被他称为“德生旗舰”的大块头：HAM-2000。

别看德生的全称冠上了“通用电器”四个字，其实它唯一的产品就是收音机。这家只有8年历史的公司现在已经拥有近千名员工，8条生产线，生产40多种型号的收音机，是中国收音机产业无可争议的龙头老大。

HAM-2000是德生首次进行跨国联合开发，在中国独立生产，迄今为止功能最齐备的国产广播与通信接收机产品。用HAM们的行话来说，这是属于“火腿级”发烧友的极品。而HAM-2000的外方合作伙伴是北美收音机霸主GRUNDIG，这款机在北美市场的售价是499美元。

选择其实存在理由

对于德生这样一个成立时间不算长、规模不算大、名头不算小的公司，最让记者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在1994年的冬天，一个Internet时代已经初露端倪的季节，德生居然选择了收音机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夕阳”产业作为他们的立身之本？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勾起了梁伟的思绪，从事低调的他回了记者一封Email，我们的采访也由此开始。

德生的灵魂

第一个不认为收音机是夕阳产业的人

我是一个广播爱好者，朋友圈中基本上是学电子的人，大家一提起收音机都认为它是一个夕阳产业。每当听到这句话虽然我嘴上不讲心中却非常不舒服，原因是自己喜爱的东西被贬为夕阳仿佛自己成了被遗弃的人。再说收音机正经历着数字化革命，前途一片光明。不过听得多了自己也默认了。记得第一次和梁总通电话时我称赞他把一个夕阳产业救活了，他立即纠正我说收音机不是夕阳产业，使我反而很尴尬。不过我更为终于找到了知音而高兴不已。多少年来我听到讲收音机不是夕阳产业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梁总；另一个是北京广播学院的音频数字专家李栋教授。

不管收音机是不是夕阳产业，反正现今没有几个企业家愿意从事这一行业，只有梁总领导下的德生在专心专业，做中国最好的收音机，而且脚踏实地的把这个行业做到了最好，成了东莞工业园区的利税大户，这不能不称为中国电子工业的一个奇迹。

爱一行干一行的楷模

梁伟有一段名言：爱一行干一行和干一行爱一行，这两种人都能把事情干好，但前者能干到最好。在德生的收音机展览馆里，梁总给我们展示了他廿多岁时制作的土炮收音机，在电源入口有抗干扰（EMI）滤波器。在廿年前还没有多少人注意这个问题，但梁总已这样做了，我看到他家的电源线入口也加了体积庞大的滤波器。难怪他设计收音机非常注重提高抗交调、抗干扰等动态指标，造出了中国最好的收音机。曹大师说：“我和张工也爱好收音机，也从事了大半辈子收音机制造，但没有坚持下来。工厂倒闭后，我们就跟着失业了，没有再为收音机而奋斗，我们是生活的弱者”。

不管是站在德生通用电气公司的角度还是全国收音机用户的角度看，梁伟确实是德生的灵魂，没有这个灵魂就没有德生，但德生的中层干部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梁总在交通状况很差的广州马路上一边开飞车一边打手机，随车的德生干部和员工却司空见惯。如果梁总是美国企业或上海跨国公司的总裁，绝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我们作为梁总的朋友看到他通宵熬夜，早上10点钟到公司靠一杯热饮当早饭。还有事无大小，亲自过问，这些都暴露出德生的企业管理还有待于正规化和国际化。

梁总正在实现着他的伟大的理想，继续专心专业制造中国最好的收音机，为了迎接广播数字化眼下也积极地做准备工作。在送我们去机场的路上，他给我们描述了未来德生通用电气公司的大厦是一台大收音机，在汽车上能遥控它的大门、灯光、了解流水线的运转情况。描述的生动程度使我们眼前仿佛看到了一座德生大厦，它的外形象一台红色的PL200，屋顶上的天线正对着中星10号广播卫星，左右两边还有两个大音柱，播放着水晶般清晰明亮的数字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