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红葡萄酒品牌总裁武克钢访谈
这个55岁的男人，下过乡，炼过钢，在长江上当过水手，还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和“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科学的春天”大会上拿过国家科技二等奖，大有前途的工程师，32岁的厅级干部，“特区中特区”蛇口的副区长，去美国留学时和印第安人合伙搞赌场，现在拿香港护照在云南开红酒厂，全世界到处游玩时不忘交五湖四海的豪杰。
他发表了《中国呼唤工商文明》。有人说这是中国工商阶级的宣言和白皮书，也有人因此骂他是资产阶级要夺权。
可就是这个人，有一个叫孙冶方(著名经济学家)的外祖父，家里有三代共产党员，正经八百的红色贵族出身。他怎么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呢？
他说自己钱不多，十多个亿还是有的，但是中国很少有企业家像他那样玩得这么潇洒的。
他说：“中国的企业家像我这样活，一百个都死了；我要是像他们那样，一百个我也早就死了。”
“我是最有前途的工程师”
武克钢总说自己没啥故事，倒是一直说自己的父辈那才是真正的精彩人生。
我爹和徐向前是一个村的，徐帅带走的红小鬼。解放以后回老家一看，当年出来一起闹红的小兄弟，就他一个活着。
我爹那是福将，一辈子身经百战，枪林弹雨走过从没跟子弹亲吻过。去年才走，九十多岁，梦里走的，身上楞是一根管都没插。他能活下来最大原因是我爷爷送他读了私塾，能写一手好毛笔字，山西人嘛，又能打一手好算盘，那在部队里是大知识分子了，在部队里干会计，一打仗首长先派一个班保护他，地主老财家里抄来的金子银子鸦片玉镯子都是他背着。
我爹是南下老干部，属于三野的陈谢大军，打到武汉留下来了，做中南地区金融经济军管会副主任。
我爹那就是石光荣，他做接收工作，就把我妈一块给接收了。
我母亲是浙江人，解放的时候是武汉大学地下党党支部成员，后来做过五道口的中国金融学院(人行研究生部前身)的教务长，她可以说一手创建了两个银行——中国银行[2.89 0.70% 股吧 研报]湖北分行和招商银行[12.96 2.78% 股吧 研报]。在我的人生里，也确实要说略有祖荫可萌。
应该说我的父母给了我当时能够想到的最好的教育，我一直有一个信念：性格决定命运，教育改变人生。
我1973年上大学，当时在长航，组织上有两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我去了北方交通大学。
1980年，召开了中国第一届科学大会，得了“青年优秀科学家”，开玩笑，全交通部就我一个，绝对是最有前途的工程师，以后院士不敢吹，但是闹个博导、教授还是问题不大。别看咱是工农兵学员，但当时就我们在学知识，没办法，这都是时代造成的。
“蛇口是中国政治生态里一颗划过的流星”
“青年科学家”武克钢在当时的交通部科学研究院是一个让领导又爱又恨的家伙。论科研，没说的。可说起别的，让领导实在头疼：这小年轻居然不参加政治学习，他的家庭背景又让你拿他没办法。有人直接就说：“要是再来一次运动，这小子非得栽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运动没有来，但是武克钢这个“刺头”还是走了。
此时，南中国海边开始有一些躁动。作为交通部的下属企业，招商局开始要在一个叫作蛇口的地方搞点什么。
交通部的青年工程师鬼使神差地和这个当时还荒芜一片的渔村打上了交道，自此他的人生发生了彻底改变。
当时招商局要搞一个出口加工区，什么改革先锋啊，都是后来编的，就是想挣点外汇。小平同志画圈的时候我们蛇口的围墙都建起来了。
当时要派干部，尤其是技术干部，我是被强行派去的，不去都不行。
我一去就喜欢这地方了，在那个时候你能感觉到这种社会大变革的前夜，在北京很闷。
那时候蛇口什么样子啊？站在海边，往这边看，除了手上的手电筒什么人类文明痕迹都没有；往香港看，灯红酒绿。尤其是阴天，大屿山后面的天都被映红了。
82年，赶上了第一场风云突变。上海《文汇报》登了一篇《租界的来历》，把我们说成是租界。
交通部吓坏了，用袁庚同志的话说就是：撤专家、撕合同、困死蛇口。我们交通部三百多干部就剩下三个人，两个人是在当地讨了老婆，回不来了。
另一个就是我，坚决不回来。领导打了招呼：凡是不回来的，就双开(开除公职和党籍)。这一留可就看出英雄啦，暮色苍茫看劲松嘛。袁庚同志对我就刮目相看，稀里糊涂就当了副区长啦。
三年后，当我以蛇口工业区副区长的身份来北京时，32岁。交通部研究院的院长老爷子请我吃饭，说：你小子，也就你。你小子要是留在院里，就凭你这张臭嘴，我给你弄个室主任(科级)都通不过。所以说人挪活、树挪死，我们身上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蛇口工业区的出现，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案例。在这里，喜欢折腾的武克钢得到了袁庚(招商局总裁兼蛇口工业区书记)的信任，甩开膀子和他的同事们开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内地的新局面。
我那时是蛇口工业区副书记兼常务副区长。
至少五年，我在蛇口的权力和国家经贸部一样。三千万美金以下的项目，我签字就行了。招行就是我们蛇口财务管理公司，我想，我们每年放银行那么多钱，不能便宜了他们，我们自己干一个，再加上陈慕华同志(时任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同意，我们就弄成啦。
当时蛇口海关、税务、公检法都是独立的，直接归国务院特区办，谷牧老爷子管。
我们蛇口管理局只有二十八个人，我们说自己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最多也没超过三十六个人。
我们这样整整搞了八年啊，怎么样？我们二三十个人管几十万人，照样玩。所以说中国最大的成本就是管理成本。
人才到哪里都是人才，刺头也是一样。袁庚遭遇了武克钢前任领导同样的境况：对他是又爱又恨。
1989年，蛇口工业区裁撤，此时的武克钢还在地球那端做访问学者。将近20年过去了，他还是一直感慨：
袁庚老爷子可以说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手腕的当代中国了不起的优秀政治家。当然啦，他是人，不是神，也会犯错误。
袁庚同志要是听我们的，蛇口早就和深圳比翼齐飞了。他的思想还是停留在张之洞实业救国的思想上。我们当时有三大原则：不搞来料加工、不搞房地产、不搞贸易，不搞来钱快的，只搞实业。
中集、招行、平保、TCL、华为、三洋……这都是在我们手下办起来的。
中央说要蛇口立市，当时都立项了，袁庚同志拒绝了。他说我们哪里有钱啊。他还是根本就想不到蛇口会有怎么样的发展。
中央和他正式谈话，调他当深圳市委书记。他想了一个礼拜说：我服从了一辈子组织需要。这一次我违反了。
为什么？他当时是招商局总裁，常年都在香港，当老板比当公仆要好得多。蛇口为什么会走到后来这样？和老爷子有很大关系。他在改革开放中确实冲杀得太厉害，人际关系也有问题，确实太高调，不必要得罪人的事情太多。
就比如蛇口的直选，纯粹就是作秀。我们选的是蛇口管理局，一个企业搞什么民主选举呢？
蛇口就是中国政治生态的一颗流星，蛇口没有一个干部走出来，这是袁庚的悲哀，也是蛇口的悲哀，我们都成了异类。
“第一次进美国人的超市，傻了，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嘛”
1987年，武克钢去美国的密歇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值得一说的是，他们是第一批公派官员留学，是对中国有着特殊好感的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和邓小平同志商谈的，美国人雄心勃勃，号称要在20年之后，让中国一半的领导干部都要拿美国的博士。
我们的副区长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远赴大洋彼岸求学的。
尽管在蛇口这个试验田里待了很久，可真到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武克钢还是傻眼了。
在美国读的是社会政治学，我导师就是最早提出新权威主义主张的。
第一次去超市，把我吓坏了：马克思教导的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不就是这样么？门口那些人拿个鬼卡一划就走人。我们说了这么半天的共产主义不就都在这里嘛！
出门才知道根本就买不起，那一刻我才发现什么是成功：就是我和我太太走进超市，也不用看价钱推着东西就走，这就是成功！
在美国第一次上高速公路傻了，人类文明居然可以大到如此地步！
当时真是想赶紧上完学，回来以后把中国建设得和美国一样。那会儿年轻干部的理想主义情怀不是现在这些官员所能想象的。
1989年 6月18日，是武克钢回国的日期。但是一场风波把他留在了美国，我们的厅级干部开始了在美国的打工生活。
89年要回国了，当时还是想服从党的安排嘛，机票都买好了，就是没能回来。我去大使馆认真办了所有手续，经批准才留下来的。
导师帮我转读了学位，然后去闹钱谋生存了。我算看明白了，在美国求生存太容易，哪里像现在的孩子带一把钱去还活不好。
我们办了密歇根最大的中餐厅——长城餐厅，以前中餐厅都是黑漆漆，老婆收钱老公掌勺。我们这帮留学生就来个彻底大变革。把餐厅搞得明黄铮亮，老一代华侨根本就想不通——我们用黄油炒菜。用这个老外喜欢啊，你要考虑到市场嘛。
我在那里，纯粹是一个混混，参加过美共集会，和秘鲁游击队侃过大山，去美国国会做过演讲，太好玩了。
最逗的是帮印第安人开赌场，政府给密歇根北部的印第安人赌场牌照，我们中国留学生去做局，老板目瞪口呆，转来求我们了，就这么成朋友，最后搞成了赌城。我现在回去，那个大胖子老板见了我就拥抱。
到美国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市场经济。1991年，海湾战争开打，我和金岩石(湘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在纽约赌石油期货，赌涨，没想到三天解决战斗，油价大跌，萨达姆气死我了，赢输都是一百多倍啊！要是赢了就发达大了，可惜啊。
在美国待到第二个春天，邓小平南巡。我回国了。
吴敬琏看了我的酒庄说：“要是有一千个留学生干你这样的事情，三农问题就解决了”
商人武克钢钱不算少，但真正让他扬名的还是在云南投资兴办了云南红酒业集团，尽管这只是他旗下企业之一，他还是倾注了最多心血，也发生了好多好玩的故事。
我现在是年纪大了，别的不想干了。云南红，做这个好玩，你可以通过这个酒交到朋友，可以看到农民朋友一步步致富。我们在弥勒投资农场做生产基地，眼看着一座城镇的兴起。她一头连着贫困的农民，一头她又是奢侈品。我一个民营企业现在能惠及一万农民啊。
吴敬琏老先生看了我的酒庄说：“要是有一千个留学生干你这样的事情，三农问题就解决了。”
不算酒庄的农民，我整个集团创造了一万多工作机会，工人的工资要给，农民的葡萄要收。
中国太多企业家活得太累了。经常晚上睡觉想，妈的！老子不干还不行么？但是早上起来，不行，还得干。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就是这样，社会的评价体系并不完善，官僚体制的打击再加上企业经营自身的压力，让我们总是感觉到沉重的压力。
我的背景给我减少了很大的压力。很多草根起家的企业家朋友，见了当官的还是害怕。
工商文明，说白了就是该干嘛的干嘛去
按理说一个企业家赚钱就好了，老武拿香港护照，在大陆投资还享受外资企业的待遇，可他还是不老实，面对企业发展的不公平，有时忍忍就算了，有时候拍案而起。
在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的接待室里，赫然挂着大幅标语——“支持政府搞廉政，官员到此莫伸手”。
一次，一位云南省的副省级干部没有事先通知就到酒厂视察，门卫不让进。领导的司机上前来命令道，这是省领导，还不赶快开门。门卫说：“你嚷什么，你是个开车的，我是个看门的，你让那坐车的给我那坐办公室的打个电话，行不行？我要是随便开门，就没工作了，你给我发钱啊？”
老武听说了，哈哈一笑，“发一万块奖金！”
2005年，《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发表了《谁坐在中间》一文。这篇文章描述了武克钢在兴办企业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麻烦，探讨了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谁坐在中间》 可把我害死了，写得是真实。但是得罪太多人了，企业家在中国实在是不容易，哪炷香都得烧。
我们酒厂所在地的那个县长，在施政报告里公开宣称：企业再大也是企业，政府再小也是政府，关系不能颠倒。
天啊！我和组织部说你们提拔这种干部，还让不让企业家活，还让不让老百姓活！这样当官是当不长的。
结果没一年把他调到州企业局当局长去了。多好玩。
贪官污吏坐在中间就代表党了？少他妈的建点楼堂馆所，少欺压点百姓，比什么都好！
唉，也就我敢这么说。
我们扛起了税收的大头，我们制造了工作机会的大头，我们扛起了中国制造的美名。
两极分化摆在眼前，社会财富没有很好地分配，这都是现实问题。我们把巨额税收交给调节矛盾的政府，医疗、教育、卫生、住房这些问题应该谁来完成？
所以说制度是根本问题，我们已经成了世界上治理成本最高的国家。要把这个责任推给企业家么？
什么是工商文明？就是要搞明白该干嘛的干嘛去。现代工商社会里，企业家阶层、官僚阶层、市民阶层应该是一个等边三角形，才能达到平衡。
在“商本位”之下，人与人的关系、官与民的关系是平等、自由、契约、法治的关系。
因为工商文明以生产和建设为本，而不是以掠夺和分配为本，所以工商文明内部的阶级关系、官民关系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完成的，不是以暴对暴。
我相信要不了多少年，中国现在许多丑恶现象将在工商文明的炼炉中被烧光掉，还中国一个以发展为中心的干净公正的社会。
不是说我们忽然都会有一种道德觉悟，而是相信力量的制衡将愈来愈强。
55岁的武克钢现在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他充满了信心。
现在的中国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南怀瑾老人对我说，国运在此，不可违。
20年前我在美国，我们一帮同学开个破车去佛罗里达。旁边有人超车，过来一个豪华敞篷车，一个十几岁金发女孩子，那一头飘逸的长发啊。
我们在后边咣咣猛踩油门也追不上，就感慨美国人的日子过得真好啊！什么时候老子也能开这车，把这女人抢过来才差不多啊！没想到去年，我的一个小秘书，特别兴奋地和我说，老板我买了一个车。你快来看看。
我一看，天啊！差点没晕在那里，一辆敞篷跑车！我就想我的秘书也能开着敞篷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啦！
中国的变化真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