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音乐学院名牌院长王次炤访谈

教学、科学研究和艺术实践三个环节并行

记者：作为一所培养高级专门音乐人才的高等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富有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王次炤：中央音乐学院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学校。中央音乐学院是1950年建立的，但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的几所学校。但是从学校发展的一体化来看，我们把它定位于1940年成立的南京国立音乐院，我们的校庆日定为11月1日。到2010年，已整整70周年。但在这之前，包括后来合并到中央音乐学院里面的、于1927年成立的燕京大学音乐系在内，还有30年代、40年代成立的几所学校。所以是由6所学校组成的中央音乐学院。

记者：您1983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母校毕业后就一直在这里任教并担任领导职务，从1998年就任院长至今，无疑对母校的传统和办学理念稔熟于心。

王次炤：中央音乐学院有着很好的教学传统，从1950年马思聪院长一开始就奠定了教学、科研和艺术实践三结合的这一教学结构。这个结构从学院成立起就延续到现在。

其实，中央音乐学院历来是重视教学、科学研究和艺术实践这三个环节并行的。因为是艺术院校，必须要有实践这么一个过程，必须要有舞台，因为在别人看来音乐学院必须要有“声音”。任何经验型的、实践型的东西，必须上升到学术的高度，才可能突飞猛进。尽管作曲需要技术、音乐表演也需要技术，但是当它们还处于经验和技术的实践性的范畴之内，而不能上升到学术高度的话，就不可能会发展到很高的水准。所以学院同样对音乐学术研究非常重视。

学校这一整个体系，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有三块，有作曲系，有音乐学系，有学术研究机构，还有几个表演专业，表演系、管弦乐系、钢琴系、民乐系、声乐歌剧系等等。另外，就是我们从21世纪初的时候，开始成立了音乐教育系，现在又成立音乐教育学院，为国民音乐教育的发展做些工作。这是基于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中央音乐学院不但为国家培养高精尖的人才，同时也要为国民音乐教育做出贡献。这是学校一直以来非常清晰的一个办学思路。但从本质上来说，中央音乐学院是为国家培养一流的音乐人才，这一点雷打不动。

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是学院可贵传统

记者：我所接触到的中央音乐学院的校友，对母校都充满了饱含真情的思念。

王次炤：这是因为中央音乐学院有着非常好的传统。第一个传统就是学校内部的和谐。我曾经说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是中央音乐学院一个非常可贵的传统。我到国外访问时遇到记者采访我，他们都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我当时也觉得很奇怪，后来才明白，他们都问：“王院长，为什么中央音乐学院的校友遍布全世界，但无论他们身处何地，所有的校友都非常怀念母校，而且对母校充满了感情？”我就告诉他们，这是因为集体荣誉感和凝聚力是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很好的传统。当他们在学校时，学校爱护每一位学生、每一位老师，所以大家都把学校当成一个家庭一样来爱护。这一传统是保证学校有良好的人文环境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第二个传统就是五湖四海。我们有一个理念，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如同生物进化，它只有在多种血缘的交融中，才可能发展自己。我们学校不排除中央音乐学院以外的学术力量，相反我们会吸取各种各样的精华，来充实我们的学术队伍。这一传统要从我们第二任院长赵炤说起，当时上世纪50年代，教育部选派了好多国内优秀的年轻人到苏联去学习，也包括全国各地选送的音乐人才到莫斯科音乐学院、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以及列宁格勒等地去学习。这些年轻的音乐家学成归来到教育部报到，当时赵炤院长到教育部去，把这些人都网罗到中央音乐学院。他们当中有些是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去的，有些是从四川音乐学院毕业去的，有些是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去的。赵炤院长就要回了一批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自那以后，学校拥有了一批来自留学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包括单簧管演奏家陶纯孝、小提琴家王振山、音乐学家张前、钢琴家李其芳，等等，他们现在还是我们学校的骨干，70多岁了还在为学院的学科建设贡献着余热。

唯一一所进入211工程建设序列的艺术类大学

记者：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您如何带领学院应对未来的教育竞争和挑战？

王次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然在人才队伍建设上遵循学校固有的优良传统，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开始，我们学校吸收了一批全国各地的优秀毕业生。到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从全世界各地招募人才，因为那个时候师资队伍青黄不接。尤其到90年代后期，我们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政策，从海外招募了最好的一些音乐人才，包括女高音歌唱家张立萍，她是在英国皇家歌剧院和美国大都会歌剧院担任第一主角的演员，当时我们就把她请回来当教授；还有薛伟，他25岁就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当教授，非常有才华，我们也把他请回来；另外还有朱亦兵，他在瑞士巴塞尔乐团当大提琴首席；还有小提琴演奏家柴亮、单簧管演奏家范磊，等等，我们都把他们延请回来当教授。足足几十人，这支队伍对学校师资力量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回顾中央音乐学院的师资队伍的情况，除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外，还有其他8所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和艺术院校的毕业生，有来自当年留学苏联和东欧的毕业生，也有在改革开放以来从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地，以及欧洲各国包括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芬兰等音乐发达国家的毕业生，还有部分从日本和香港等地引进的毕业生。

我们的师资队伍来自五湖四海，由多种血缘的交融形成。在人才队伍的观念上，我们一直延续这种传统。我们不排斥任何外在的、多方面的力量。我觉得，这一传统非常了不起。

因为有了这个人才的观念，和学院基本教学的体制，中央音乐学院现在一直是全国艺术院校当中，包括所有的音乐、舞蹈、电影、美术等等，也包括综合类艺术学院之中，唯一一所国家重点大学和211工程建设学校。早在中央音乐学院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全国仅有36所重点大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其中之一，一直到现在，还是国家级重点大学中唯一一所艺术类院校，也是唯一一所进入211工程建设序列的艺术类大学。我想这与我们学校自身的发展和建设都有关系，凝聚了几代院领导和教职员工的努力，当然也包含着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中央音乐学院建设和发展的关心和关注。

开阔的学术视野，广泛的对外交流

记者：富有优良传统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办学原则是什么？

王次炤：中央音乐学院的办学风格与我们的传统有关，我们是以很开阔的胸怀，面对全世界的艺术。我们学院每年都有许多外国专家来学校进行讲学和交流，这是我们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个办学方式。

世界最著名的小提琴家梅纽因、斯特恩、帕尔曼、穆特、克莱默、文格洛夫等，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马友友等，还有作曲家潘德列茨基、谢德林、古柏杜丽娜等，指挥家小泽征尔、祖宾·梅塔、巴伦伯依姆，钢琴家阿什肯纳齐、弗莱舍尔、波格莱里奇，歌唱家贝尔冈齐、帕瓦罗蒂、多明戈、杰西·诺曼等，都来过我们学校。小泽征尔、梅塔等人都是我们的名誉教授，与我们学校的关系非常密切。

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学院，包括美国朱丽娅音乐学院、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曼哈顿音乐学院、伊斯曼音乐学院等等，还有英国的伦敦皇家音乐学院、北方皇家音乐学院、苏格兰皇家音乐学院等三所皇家音乐学院，相继来与我们签约。另外，奥地利维也纳国立音乐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国立音乐学院、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日本的东京艺术大学、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都与我们学校签了正式协议，结为长期交流的姐妹学校。值得一提的是，朱丽娅音乐学院与其他音乐学院都没有签过约，但对中央音乐学院情有独钟，与我们签约。他们通过交流知道我们学校是一所非常值得交流的同类大学、兄弟院校。

记得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中央音乐学院与耶鲁大学联合举办了一次世界顶级音乐学院“相约北京”活动，我们发起邀请了全球十几所大学世界顶级音乐学院参加活动，先后举行了历时半个月的几十场音乐会、各种学术讲座等等。

“开阔的学术视野，广泛的对外交流”，正是我们学校基本的办学原则。

新的教育理念推动中国音乐教育改革

记者：中央音乐学院形成了哪些自身的办学优势？

王次炤：中央音乐学院在音乐学术的各个领域都是非常强的，比如作曲学科经常在国际上夺获奖项；我们音乐学术研究在全国是最好的，在音乐史学、音乐美学、民族音乐学等研究方面都是非常好的。另外就是我们的音乐表演，我们钢琴力量非常强大，学生也很出色，比如郎朗、王雨佳等等，还有早年的刘诗昆、顾圣婴、李名强、殷承宗、鲍慧荞等人，在国际上获奖也很多，人才辈出。

我们的管弦系空前强大，小提琴也非常强大。我刚给他们开了庆功会，金钟奖的室内乐的金银奖都被我们学校包揽了。学校弦乐的水平非常高的，管乐现在也发展得非常好。另外声乐歌剧专业也很强，有很多的学生都在国外的剧院演出，而且在重要比赛上获奖。在国外的很多乐团，包括纽约爱乐乐团、维也纳乐团等很重要的乐团中担任重要的位置。我们指挥系的学生，被聘任为常任指挥；我们一位双簧管的校友，他现在就任纽约爱乐乐团首席；还有很多学生担任慕尼黑歌剧院的首席、德意志爱乐乐团的首席等等；在很多的国外乐团中担任首席。学校在这个领域非常有优势。

另外，我们的教育系虽然创办才10年，但它新的教育理念，推动了我们整个中国的学校音乐教育的改革，成为教育部“十二五”规划中教学改革的一个重点项目。

所以说，中央音乐学院在每个学科领域在全国都是占有优势地位的。

推动高雅艺术和古典艺术走向社会

记者：十七届六中全会非常强调文化建设，中央音乐学院如何在这一大背景下有所作为？

王次炤：我们学校主要是走向社会，就是把高雅艺术走向社会、把古典艺术走向社会，另外古典艺术也不要墨守成规，所谓学院派也不能单纯地据守在象牙塔内，一定要走向社会，和社会广泛联系，和当代的文化潮流、和社会的音乐文化生活广泛联系，这一点我们一直在努力。日前，我们刚与北京市音乐园区签约——全国现在仅有三个音乐园区，另外两个分别是上海音乐园区和广东音乐园区，中央音乐学院为此成为全国唯一一所与音乐园区签约的音乐院校，我们力争为北京音乐文化产业建设作出贡献。另外，我们还与社会上的一些文化机构，包括文化部的一些所属机构，还有一些演出公司，我们都在利用我们的教学学术资源，为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为中国文化产业结构的完善和发展努力作出贡献。

我们同时要走出学院，放眼社会，放眼全国，甚至放眼世界。中国青年乐团于2004年参加了德国波恩举办的贝多芬音乐节，当时全世界仅选了一个青年乐团，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青年乐团，是由音乐节主办方全额拨款到贝多芬故乡去演奏贝多芬作品，反响非常热烈。柏林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当场就邀请我们的青年乐团第二年去柏林参加古典柏林音乐节，并参加开幕式的演出，团员们去柏林的所有食宿包括其他津贴都由音乐节主办方提供。这一礼遇，之于中国乐团在建国以来都是罕见的，表明西方国家的音乐界对中国的音乐教育、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教育充分认可并给予高度评价，当地的报纸报道都非常充分。

中央音乐学院在走向社会，在音乐艺术产业化方面已作出了一些努力。特别是现在国家形势大好，党中央国务院对教育非常重视，对文化艺术也很重视。中央音乐学院是处于文化和教育两者之间的交叉点上，既是教育单位也是文化单位，更是人才培养基地。所以我们要抓住机遇，发挥学校内部的资源，借助大好形势，把中央音乐学院建设得更加美好，要为国家的文化艺术建设特别是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记者：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但多年来对建设文化深圳大手笔投入，不遗余力，您对深圳的文化建设有什么宝贵意见？

王次炤：深圳很有生气，欣欣向荣，它经济发展得非常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面旗帜。作为经济特区，深圳文化建设方面也有长足进步，深圳交响乐团已达到很高水准，跻身国内一流交响乐团之列。

在深圳的文化建设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音乐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假如有什么需要，中央音乐学院将全力支持！

我也祝愿深圳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全国文化发展的先进城市，为我们国家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