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音乐学院名牌学院院长王次炤访谈

1949年10月16日出生于浙江杭州，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留校任教。1986年任音乐学系音乐美学教研室副主任，1990年任音乐学系副主任、副教授，1992年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主管教学与科研，1994年主持学院行政工作，1995年晋升教授，1998年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1991年，王次炤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1992年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993年获全国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一等奖，1994年被文化部授予优秀专家称号，1995年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获文化部第三届部属高等艺术学院优秀教材二等奖，1998年获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8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流行音乐也具有创造性

■在过去，我们与西方最前沿的文化进行交流时，往往是别人讲而我们只有听的份，而现在却能够交流与对话，这就是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带来的成果。没有交流与交往，不了解自己和别人的差距，不找到自己的优势所在，是很难找准自己定位的。

记：你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工作了２４年，感觉学校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王：这些年学院在办学体制、观念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作为全国艺术类院校中惟一一所国家级重点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一直承担着为国家培养高、精、尖音乐人才的任务，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过去学院每年最多只招１００名学生。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国民艺术教育和国民艺术生活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为此，学院及时调整了办学观念，在１９９６年提出了不但要为国家培养高级音乐人才，同时也要为国民音乐教育做出贡献的教学思路。这几年，学院先后成立了社会音乐教育部、继续音乐教育部和现代远程音乐教育学院，逐步形成了以普通高等学历教育为主，继续教育、社会音乐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为辅的综合性、开放性教育体系。

记：促使学院在教学观念上有如此大转变的因素有哪些呢？

王：这些年中央音乐学院和国际音乐界的交流日益频繁，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几乎每天都会有外国音乐家来学院进行学术交流。通过国际交流我们了解到，包括美国、欧洲各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顶尖音乐大师们都很注重社会音乐教育，而社会音乐教育又必须要有高层次音乐人才介入，因此，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音乐家就不仅仅只是艺术家和教授更应该是国民艺术教育领域的领头人。不过，虽然学院扩大了教育范围，但培养高、精、尖人才的宗旨不会改变。

记：你一再强调学院培养的是高、精、尖音乐人才，那么你对时下的流行音乐有什么看法？

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艺术观念和审美标准都在变化，以前我们对流行音乐抱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但是作为市民俗文化的代表，流行音乐具有自身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学院虽然不培养此类人才，但对流行音乐的存在和发展还是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

有个性才能当老师

■为了吸引一批真正的国际性一流人才到学院任教，我们在教师聘任制度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以前挑选老师总是瞄准那些四平八稳的人，现在挑选老师则要看他有没有个性，有没有创造力。

记：我们的观念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那么为适应这种变化，办学体制有没有相应的改变？

王：和以前相比，学院的办学体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科研体制，另一个是教学体制。

记：科研体制有了哪些变化？

王：在计划经济体制时，学院的科研人员都是专职的，完全由学校负责所有开支。２０００年，学院将原来的音乐研究室改组为音乐学研究所，并且打破了科研人员终身制的传统用人模式，建立起聘任上岗制，采取“带课题和经费进研究所，完成课题后出研究所”的人员流动机制。学校非常鼓励授课教授申请课题进行科研，这样教授们可以把科研成果反过来用于教学，这个措施极大地刺激了教师们的科研热情，将科研与教学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去年，音乐研究所被教育部批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基地，这在全国艺术学科中是独一无二的，标志着我们的学科建设向更高层次迈进了一大步。

记：在教学体制上又有哪些变化呢？

王：学院对教师聘任制度做出了重大调整。根据音乐的艺术特性，我们在选择老师方面，不再强调对方必须是一个四平八稳的人，必须拥有博士学位等条件，而是着重考察应聘者的专业水平和综合艺术素质，尤其是他的艺术成就、个性和创造力。为了吸引真正的国际一流音乐大师来学院任教，我们在教师聘任条件上放宽了许多。

记：能具体讲讲这个条件的宽松程度吗？

王：没有舞台，音乐家就会失去艺术生命，针对这一点，学院在聘任那些在舞台上拥有很高声望的音乐家时，保证他们在受聘后仍然可以参与国外的签约演出，这项决定曾在国内外音乐界产生强烈的反响，不少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音乐家纷纷来学院任教，女高音歌唱家张立萍、男低音歌唱家彭康亮等都是我校的教师。除了这些老师，学院对在任教师也采取了弹性管理，允许他们在外面兼职，但必须是与本专业有关的工作，这样一来，不但增强了教师们的艺术实践经验，也扩大了社会影响。

记：教师条件宽松了，学生上课还有没有保证呢？

王：肯定不会对授课带来影响，虽然学院允许教师到校外兼职，鼓励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演出，但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不影响学生受教育，为此学院制订了专门的规章制度，要求每个全职任课教授每周保证有四天时间投入校内工作。另外，对不同专业的老师，学院都会进行相应的考核，比如，作曲系的老师每年都要有新作品，表演系的老师每年都要参加学术性音乐会等。通过考核，既对老师的提高专业水平起到促进作用，还可以活跃学院的学术气氛。

记：除了科研体制和教学体制的改革，学校在其他方面有什么变化吗？

王：有。在教学过程中，学院把创作、表演和接受评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过去作曲系的不关注表演系的实际情况，同样，表演系也不会注意作曲系的动态，虽然都有学术含量，但各自为政的局面根本不会形成系统。现在学院将作曲、表演和接受评价三个环节结合起来，要求表演系的学生必须演奏本校作品，而作曲系的学生也为表演系学生写作品，教育系的学生则负责针对学生的创作和表演提出评价意见。

为大师出炉提供基础营养

■“一流大学”永远是追求的目标，是不断反思、调整自己的动力，只有达到一流的科研成果，拥有一流的教授和一流的学生，才有资格让别人来评价你是否属于“一流大学”。“一流大学”这个名词永远是动力，而不能成为包袱。

记：在各高校都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今天，中央音乐学院有什么打算？

王：“一流大学”这个名称对我们学院来说是个包袱，但同时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不断反思、调整自己的动力，只有达到一流的科研成果，拥有一流的教授和一流的学生，才有资格让别人来评价你是否属于“一流大学”。目前，国际上没有任何一所院校自己标榜自己是“世界一流”大学，那都是由别人所授予的荣誉。

记：中央音乐学院培养出了多少个国际音乐大师呢？

王：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还是有一些数据可以供参考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院已经有３６０人次在国际级的比赛中获过奖，获奖的密度是非常大的，但仔细想一想，中国又有几个人能真正被称做国际音乐大师呢？日本、韩国甚至印度都有几位在国际音乐界叫得响的国际级音乐大师，但中国有哪位音乐人曾被公认为国际级音乐大师，现在我还真不敢说。作为培养音乐人才的学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大师的出炉提供基础性的营养，虽然我们的学生在技术上水平非常高，但还需要在文化层次上进一步提高，文化层次的提升需要我们付出相当大的力量。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文化建设也将取得巨大的成就，世界一流的音乐大师必然会在中国产生。